思想建党:我党是如何解决与生俱来难题的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在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旧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因为要民族复兴,必先独立建国;要独立建国,必先组党革命。这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的基本判断。而他们组党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要先运用一种新的工具——政党来打破僵局,创造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国家,然后再带领中国人民建设这个现代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与生俱来的一大难题:是知识分子政党还是“劳工政党” 在国共合作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收获颇丰,却也因此忽视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头号难题。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然而至少到中共一大为止,共产党员还几乎全是以学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这对于自称“劳工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为此,中共一大上还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论述: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目标;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人则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这种划分方法是否客观、公允,姑且不论,但两派的态度却是鲜明的。在少数派看来,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长期的宣传和教育。因此,首先应当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后,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这恰好符合中国共产党初建时面临的实际状况。而在多数派看来,共产党本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应该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基础。大家认为,李汉俊主张学生运动,反对工人运动。虽然在给中共二大的意见书中,李汉俊申辩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但这在当时仍然不合时宜。李立三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党不把李汉俊思想打下去,则职工运动就不会发展”。 中共二大的章程则更是开宗明义:“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如此而论,共产党走出校园,面向工农,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当时有个口号称: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的书斋,到群众中去!“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对此,刘少奇后来批评说:“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只是很多人在20年以后才能得到。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才能形成切合实际的统一认识? 走出校园,深入工农,实际上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性而进行的艰苦努力。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共产党确也没有形成切合实际的统一认识。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说:“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虽然如前所述,李大钊也指明:“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可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怎么实现“平民的”“劳动家的”目标呢?同时代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进行了探索。施存统认为,可以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他还进一步申明:“我们若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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