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目不清指什么生肖的动物，眉清目明是指什么生肖

胡适│秋天一般的迷离

◎记忆地标：河南路市立图书馆／朝城路民众教育馆／海滨公园

1930年的秋天来了，无精打采，漫不经心。这个秋天，有点像一个醉酒醒来的人，浑身依然散发着酒气，却又不得不装模作样，穿起长衫，招摇过市。好不容易躲到一栋房子里面，也不管干净不干净，躺下便呼呼大睡。

街头树木还茂盛的时候，一个叫民众教育馆的机构成立了暑期讲习会，教育局大张声势，公函派员听讲。10月1日新建立的民众教育馆由教育局管理，设置在朝城路坡地上，原址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学工厂和实验室。硕大的一个院落芳草萋萋，令20年前那个雄心勃勃的大学计划的夭折，显得尤其凄凉。不知道后来马寅初到此发表演讲的时候，是否发出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之类的感慨。被习称为德华大学的青岛高等学堂的短暂过往，上任半年的教育局长徐崇钦想必知道，而这个民众教育馆能够扮演多少旧学堂的社会功能，想必他也知道。他不确定的，恰恰是他自己热情的缩水度。

本来，除了徐崇钦曾供职的北京大学，青岛高等学堂和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一样，很有希望成为变革下中国的一种西式教育样板，可惜，时间没有给青岛机会。1928年时清华已经成长为数一数二的国立大学，而被孙中山推崇过的青岛高等学堂，却死去了整整16年，残缺不全的一点教育种子，嫁接到了上海的同济医工学校，面貌依稀，还乡无望。在这块规划宏大的坡地上，昔人去后，故楼依旧，空留一场黄鹤梦，呜呼哀哉。所幸，杨振声领导的国立青岛大学在这个秋天另起炉灶，开始在老德国兵营里生火做饭，让青岛中断了好些年的大学梦，借着飘飘洒洒的殖民地落叶，重新燃烧起炉火。

秋风刮过，半条朝城路上法国梧桐的枝叶，在阳光下面熠熠生辉。

8月里，胡适到青岛小住，居宋春舫家中，浏览宋收藏的大量戏剧书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剧作多种版本。胡适与青岛大学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再次商议翻译西方名著问题。8月13日《胡适日记》记：“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15日，胡适与任叔永等商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将成立的编译委员会人选，最终确定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等13人，以促进有规模地组织翻译西方科学、哲学与文学等著作。胡适并草拟编译计划，云“此项学术文艺作品，拟先选择必不可不尽先翻译的书若干种，为第一集”。胡适同时提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此后其先后数次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书信往还，讨论翻译计划。

胡适在青岛的这几天，中国科学社正在青岛举行第15届年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等聚集青岛。蔡元培在开幕式上讲话，希望中国科学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生物研究所多招收研究生，培养人才：“最初在南京社中，创立生物研究所。内中研究员皆是学校中人，一方面担任教授职务，一方面从事研究生物学，后来研究的成绩很好，并且造就出许多生物学的人材。现在有许多好生物学者，多是那时候的学生。现在生物研究所很是发达，我们意思，待社务再进发展，更须多招研究生，训育中国科学人材。”

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回忆：“1930年青岛年会，我们全家都去了，是和蔡元培夫妇同乘‘上海丸’去的。在青岛两家合租文登路一屋暂住，年会结束后我们还在那留住了一段时间。” 1蔡元培年谱载，其在年会开幕前几天到达青岛，与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宋春舫等人晤谈，蒋丙然、宋春舫向蔡提议应在青岛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蔡欣然同意。年会期间其联合李石曾、杨杏佛向与会者倡议在青岛组织中国海洋研究所，开展海洋学研究。得青岛当局承诺后，发起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先行开办水族馆，建筑及开办经费预定22500元，由青岛市承担一半，择定海滨公园为馆址。

待胡适、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等一班大人物离开后，街上的法国梧桐开始零零星星飘下落叶，预告着秋天的到来。

这时候，在李村河南有一个人却似乎没有感觉到气候的变化，此时，他正为一项市立李村初级中学的建设计划而倍受鼓舞。10月，这个叫谭建之的校长开始主持李村初级中学建校施工。建校的费用，由市政府拨款及工商团体筹款资助，建校用地由李村农事试验场划地14亩解决。学校建设动工后的进展情况并非一帆风顺，因款项不足，建筑计划未能全部完成。抱着个半拉子工程，谭建之也结束了他的第一任校长任期，淡出人们视线。

1932年青岛市政府又复拨款，另加地方开明人士再度捐资，建成两座四合院平房校舍。同年教育局任命赵枚为校长，正式定名李村中学，开始招生。当年招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同时附设乡村师范班、速成师范班，翌年又增设师范速成班和农业专修班。

1934年，市教育局将市立中学附设的师范班划归李村中学，由于该班许多学生不愿到李村上学，以致风潮四起。校长赵枚宣布，愿留者留下，不愿留者可去。

所缺名额，学校重新补招。至此，李村中学师范班形成规模。1934年6月李村中学立建校纪念碑记：“……溯自青岛设市，教育勃兴，市属乡村小学林立。每年由高级毕业之学生无虑数百人，近处无相当之学校供其升学，远道负笈寒酸，又力有未逮，以故地方人士有创立李村中学之建议……”李村中学后来发展成青岛师范，但不知道后来的学生回首1930年政府念及“远道负笈寒酸”的兴学举动时，是否被感动过。

1930年的秋后，刚刚在青岛建立的国立大学，正酝酿着第一场风暴。这场风暴的余音伴随着后来发生的大事件，一直延续到7年后的城市沦陷。彼时，学校风潮迭起，人来人去，直到让一部分人彻底消耗掉了热情，一部分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彼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其实，如果说青大的这场风暴是学潮，那么顶多是场小儿科预演，和时局无关，也和民族大义无涉。临时集合在一起的各种眉目不清的力量出来亮了个相，或者浑水摸鱼，或者行侠仗义，雨过天晴，就回去忙活自己的正经事了。有哭有笑有看有闹，大致合乎起承转合的范式。

不过也不能说没有风险。因为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中国，大学和与大学如影相随的学潮对政府来说一直是把双刃剑，建设、储备与对抗、瓦解互相作用，彼此的角力、妥协、缓解、利用、依赖，在几乎所有大事件中显现无疑。这些要素，在后来国立青岛大学的校园风潮中，都能够一一找到对应。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控制所有的进程，所以最后的结果就不可能皆大欢喜。过去了想再回头，机会却已经丧失了。大人物和小人物，保守派和急先锋，领袖和凡夫俗子，无不如是。

11月里，因校方不讲情面，断然处理假文凭学生而引起的罢课事件，今大学路旁国立青岛大学半个校园沸沸扬扬。教务长张道藩处事果断，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头面人物，参与了维护秩序的决策，且态度明确。但奇怪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闻一多似乎漠不关心，在11月7日和12月10日其分别写给饶孟侃和朱湘的信中，除了谈诗话书说人，一点儿没涉及学校的闹心事，仿佛身边从没发生过烦扰一样。11月7日闻一多写给饶孟侃的信，多谈朱湘，对朱的非常状况关心有加。

12月10日，闻一多致信朱湘、饶孟侃云：“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作诗，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同信提及沈从文发表在《新月》的《评死水》。《死水》是闻一多五年前诗作，他相信沈“是那样没有偏见地说中了我的价值和限度”，并不忌讳表示对这个“知音”得“欢喜”。

闻一多似乎也很有信心和方令孺成为“知音”。新月诗人方玮德姑姑的“淡淡的哀愁”，令闻一多心动。对新月圈子的繁荣迹象，闻一多兴奋得有些手舞足蹈，冬日里对着自己刚刚“破了例”写出的新诗说，“时运来了，城墙挡不住”。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还提到了两位“门徒”：“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发现的，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我的门徒恐怕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

12月19日，徐志摩致信梁实秋云：“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捏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梁实秋晚年记：“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的回肠荡气。” 2

注解：

1见杨小佛《回忆中国科学社二三事》。

2见梁实秋《谈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