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18个（全文57025字）

　　　　
党史学习教育党史故事（18篇）
目录

1、《伟大的会见》，新中国首幅走出国门的巨幅湘绣作品 3
2、1938：理论之光廓迷雾——中国共产党为持久抗战谋篇布局 11
3、八百矿工上井冈 22
4、党史故事：“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28
5、党史故事：湖南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工农联盟的火种燃起来了 39
6、党史故事：黎明前的古钵保卫战 45
7、地下党英勇护厂！我国机电工业的家底是怎样保下来的 48
8、第一部党章、第一所平民女校均诞生于此 54
9、第一部中共党章的“沉浮” 57
10、好一支飒爽“娘子军”！记湘西金矿里“钻”出来的女子掘进队 61
11、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1.6万将士悲壮的留守 66
12、湖南最高建筑曾是这座塔? 73
13、黄金洞里?“挖”出南方革命根据地首座红色矿山 79
14、青山处处埋忠骨 90
15、小小针线蕴藏巨大能量，湘绣女杰走向革命 93
16、一部党章百年史 99
17、永不磨灭的记忆? 105
18、1928：屠刀不泯革命志 111

《伟大的会见》，新中国首幅走出国门的巨幅湘绣作品
2021年05月27日

?走进绿树掩映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漫步在4000多件藏品的时空走廊，湘绣文化与历史的碰撞交融，跃然眼前。在博物馆众多珍贵历史照片中，一张60多名工作人员与巨幅湘绣作品的大合照格外引人注目。这巨幅湘绣作品——《伟大的会见》，再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友好会晤的重要历史情景，与其合影的60多人是这幅绣品的创作人员。照片中，他们身着清一色的中山装，与绣品一起记录下了上个世纪50年代湖南湘绣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历史印记。
?“照片上的绣工，我认得几个，”82岁高龄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湘绣代表性传承人刘爱云告诉记者，“在当代绣工看来，这幅作品是我们目前所知晓的解放后第一幅巨型绣品，也是解放后，第一幅走出国门的。这幅作品在当时意义非凡，即便现在看起来，依然是很震撼的作品。”
　　　　?湘绣，新中国外交“使者”
?新中国成立伊始，古老的湘绣就充当了共和国的外交“使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彼时，世界已经泾渭分明地形成美苏两大阵营，苏联是当时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影响力超乎寻常。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各国，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对于打开外交局面十分紧要。
?10月2日晚9时45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署名的电报送达周恩来总理（当时兼任外长），称苏联政府“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新中国刚一诞生便获得苏联承认，迈出了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步。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等表示承认新中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即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建交国家达17个。以此为基础?,?新中国的外交逐步打开了局面。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苏联无论在军事、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从物力和经验上提供了大力援助。
?1949年12月，斯大林迎来七十大寿，毛泽东以新中国领袖身份出访苏联，随行的“第一号”礼品即为湘绣《斯大林》画像。1949年初夏，确定绣制这幅作品时，湘绣产地湖南还在国民党手中，因此，只能选择在偏僻的长沙乡下，秘密开展。铜官的裕丰绣庄有幸被选定刺绣斯大林画像，它虽然没有像知名的锦华丽绣庄那样，绣出“誉满全球”的《罗斯福绣像》，却也是湘绣正脉相传，曾创造过知名湘绣作品《荷鹤图》。
?但是，当时还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接到任务后，却发现没有斯大林的照片可以参考，怎么绣？应湖南省工委的请求，中央社会部派人将电台和斯大林的照片秘密送到湖南。
?1950年6月长沙刺绣同业公会筹备组所编《湘绣辑》（一）中记载：“1949年5月，铜官陶工周生茂介绍上海刺绣买家周竹安在裕丰绣庄秘密定绣斯大林画像。”
?这年5月7日，身为中共党员的周竹安由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带着无线电报务员赵翰林，工作人员章林专程从上海飞抵长沙。他们有两个任务：一是带来斯大林照片定绣其像，做毛泽东访苏的礼品；二是以从事湘绣生意作身份掩护，建立地下情报站，设立秘密电台，策反在湘国民党上层上士，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情报站帮绣庄带来了斯大林照片，绣庄也以业务掩护了情报站。地下交通员为避免晚上进入市区引起军警特务的怀疑，又在长沙北门外的油铺街63号设立了湘绣收发站（解放后，这里成了红星湘绣厂所在地），进行城乡情报中转。
?《斯大林》画像绣成之际，长沙也和平解放，绣品究竟出自谁手，至今是个谜。毛主席出访苏联携带湘绣，湘绣产品迎来了面向苏联与东欧的第一个出口高潮。
　　　　?《伟大的会见》背后的记忆
?在湖南湘绣史册上，著名刺绣艺人廖家惠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1916年，她与其兄廖炳坤同进长沙药王街“锦华丽绣庄”，两年后升任该绣庄刺绣工场技师。其所绣作品，曾在湖南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展出，获各国艺术家的赞誉。长沙和平解放后，她重拈搁浅九年的绣针，第一幅绣品是毛泽东主席绣像，1949年10月在湖南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反响热烈。
?实际上，湘绣因为国内战争受到很大影响，整个行业留下的刺绣艺人不多，会绣精品的更少。解放后，湘绣与其他行业一样百废待兴。1950年，人民政府投资创办了地方国营红星湘绣厂（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前身），邀请许多老绣工和画师参加工作。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湘绣艺术家们，如杨应修、邵一萍、李凯云、廖家惠、余振辉等得以汇集在一起。在他们手中，湘绣这张湖南文化名片，成为新中国外交领域的宠儿。
?1953年，长沙红星湘绣厂主绣了一幅再现毛泽东和斯大林友好会晤时情景的巨幅绣像《伟大的会见》。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档案室，记者查找到吴吟清、黄雪英、陶玉珍三位绣工的日志中记录了参与绣制《伟大的会见》。
?“吴吟清、陶玉珍、黄雪英，这些是我的同事，共事了很多年，她们也是我的老师，现在都去世了。我当时还只有十几岁，她们比我大一二十岁左右，处于二十八九岁、三十多岁绣花正当时的年纪。吴吟清是廖家惠的徒弟，我们这代人看过黄雪英绣花，她绣人像也绣的特别好。”刘爱云回忆，“这些人后来在我们湘绣研究所也是绣人物的高手，很多当年绣过这幅作品的绣工，后来都成为省湘绣厂的骨干技术力量。陶玉珍一直当我们车间主任，她后来绣过几幅毛主席像。”
?那么，这幅绣品是如何而来呢？
?刘爱云回忆，据老一辈说，1952年底的时候，政府找到红星湘绣厂，说要绣制一幅代表湘绣水平的作品送到苏联去参加展览，召集了当时的老画工和老绣工商议绣什么样的作品。因为当时我国和苏联关系很好，毛主席赴苏联会见了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对于增强中苏两党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有着空前的影响，是我们新中国外交的重大成果，这是一次伟大的会见，举世瞩目。当时正好有一幅油画叫《伟大的友谊》，画的是斯大林在书房中会见毛主席，所以就定了刺绣这幅作品。当时的想法就是要绣一幅最高技艺水平，让苏联人惊叹，为国家争光的作品，尺寸也很大，差不多有4米长，1.6米高，放在现在都算是巨幅作品。
?“当时是解放不久，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与苏联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一方面我们国家在搞国内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向世界展现我们国家的形象。所以树立新中国的影响，工艺美术往往在外交方面起很大的作用，湘绣是四大名绣，又是来自于毛主席的家乡，这幅作品能成为我们与世界交流的一个纽带和桥梁。”刘爱云分析说。
?为完成这幅作品，最终由时年55岁的廖家惠牵头，率40多人绣制，共花2600多个工时。“廖家惠在解放前湘绣技术就很有名，能够胜任这幅作品，我估计这个作品的40多个绣工是从各方面请来的，都是在坊间好手中抽选上来的。估计很多人当时都没绣过人像，因为绣人像不是能够随意接触到的，但是（他们）在绣花卉、鱼鸟方面都是好手。”刘爱云告诉记者。据了解，湘绣的传统产区，主要分布在当时长沙市及其所辖的长沙县、望城县等地的数十个乡镇。“这个绣品的绣工，我估计是以长沙市为首的绣工绣制，有可能还有长沙县的绣工。40多个人绣2600多个工时，起码要2个月，还要日夜的翻班，当时肯定要求交付时间很紧。”
?一幅油画既要绣出国画的针法，又要表现出油画的厚度、立体感，很不简单。刘爱云分析，《伟大的会见》这幅作品的成功与廖家惠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人像讲究整体效果，有虚实有远近有明暗，它必须有一个人来掌绷和指导。当时还没有后来专绣油画的交叉针，绣工们都是用传统平针，这对针线掌握要求很高。廖家惠会仔细观察绣工的技术与特长来进行分工，比如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头面，谁的绣工比较活一些，就来让她绣头发、绣胡须。
?这幅作品绣成后送去莫斯科展出，果然让苏联人民惊叹不已，称赞为“奇异的手，绝妙的作品”，也震撼了世界。
　　　　?出口创汇支持经济建设
?“这幅作品，留存至今的只有照片，送到莫斯科展出之后的情况并没有留下更多记载，之后也没有再复制绣制过。放到现在要绣一幅这样的作品，起码要20个人，按正常的速度，完成要半年。”刘爱云介绍，老一辈艺人凭着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高超的技艺完成了这幅作品，肯定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的。特别是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新中国的热爱，这种精神鼓舞着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除了刺绣，还有上稿，到最后装裱，全部要靠手工来完成，当时没有机器，不能和现在比。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湘绣产业很快恢复元气。20世纪50年代以来，湘绣产业迅速发展，通过手工业社合作分流，?逐渐形成了5家较有规模的湘绣企业，如湖南省湘绣厂、长沙市湘绣总厂等。到1955年，湘绣常年产量增加到14.5倍，销售依然供不应求。1979年成立的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整合了各种资源，率先研创了双面全异绣，推出了“狮、虎”绣屏和“望月”绣屏等代表作品，涌现了杨应修、李凯云、黄淬锋、周金秀、刘爱云等一批湘绣工艺美术大师，为湘绣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为国家争取荣誉，当时包括湘绣在内的工艺美术品，还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物资。湘绣在当时作为湖南出口创汇的大宗货品，到1959年，出口总值达两千多万元，可以购买钢轨七万吨，对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重大作用。
?如今，湘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制造业发达的当下显得更为弥足珍贵。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作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长沙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肩负民族使命，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绣花精神，用针线探索创新记录着当下的时代。

1938：理论之光廓迷雾——中国共产党为持久抗战谋篇布局
?2021年04月06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中国城市中心推出《党史故事》专题，开展党史知识学习教育宣传，重温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一起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攻坚克难、奋发有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进入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并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年，毛泽东针对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特别是“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这一年，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让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一年，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深入发动下，“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洪流之中，“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的汪洋大海”。
一
在全国性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淞沪、太原、徐州及武汉等会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的形成，使敌军处于两面作战、顾此失彼的不利局面。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以及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尽管付出近百万兵力的巨大牺牲，仍无法阻止日军的侵略，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比这更糟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哀叹“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不绝于耳，叫嚣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最后的挣扎”的“速胜论”兴盛一时……
廓清思想上的迷雾，正确指引全国抗战，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古今中外战争尤其是全国性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党的智慧，一气呵成写下了腹稿已久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文中，毛泽东综合分析中日国情，将战争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总结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针对企图速胜的“空谈快意”和“抗日必亡”的亡国论调，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他指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等一整套战略战术。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就赢得全党、全军、全国热烈拥护和支持，对全国性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发单行本，各根据地争相传看。当月，国统区内的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地新华日报馆，相继出版铅印订正本。
傅作义不仅自己读，还令所属官兵读。卫立煌找来秘书陪他一起研读。白崇禧读完后，极为叹服，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向蒋介石力荐。
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人马不停蹄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
一时间洛阳纸贵。
二
为进行艰苦的持久战，党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太原失陷后，当山西的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时，中国共产党指挥八路军以“敌进我进”的超常胆略深入敌后，抓紧进行根据地的建设。1938年1月，敌后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它的中心区域在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首先在日军战线侧后完成战略展开，在山西的四角形成战略支点。接着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举推进，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八路军不仅在山区建立了战略基地，而且在平原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平原根据地和山区根据地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不仅有力地钳制和打击了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迫使日军抽调进攻正面战场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相持阶段的到来。
新四军各支队也挺进大江南北，深入敌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3月至4月，第一、二、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集中，军部也从南昌移至岩寺。7月，军部从岩寺迁到泾县云岭。
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由此，形成了中国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并存的战略新格局，扭转了因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战争颓势，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战基本进程和趋势的预见，全部变成了事实。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领导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
在《论持久战》这幅中国抗战蓝图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人民军队，为持久抗战谋篇布局，开辟广大敌后战场，为充分发挥中国的战略优势创造条件，打开了人民战争的广阔历史舞台，为构建持久抗战的大格局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
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斗争。中共中央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1938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更好促进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周恩来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团结和组织进步文化界人士，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
事实证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然而，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
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对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了危害。为了及时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由刚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
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还特别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这次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四
六届六中全会还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把党的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会议指出，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确保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会议首次完整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如今，六届六中全会旧址内仍在显著位置摆放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当时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纪律的规定。这些规定，无不是再三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并“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这些规定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基础，在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已经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反复证明，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加强组织纪律不容忽视，必须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
五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境内沟壑纵横，社会闭塞，经济文化相当落后。抗战前，当地百姓深受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欺压盘剥，加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广大农村只有“乞讨之乡风，而无求学之村俗”，使得“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许多贫苦农民几辈子不识字成了常态。徐特立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的时候，曾这样说到：“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之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要想广泛发动群众，燃起抗日救国之火，能不能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能不能紧紧依靠群众，就成了关键一招。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也特别提出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问题，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陕甘宁边区在财政极为拮据、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群众教育意识淡漠的条件下，紧紧抓住政治教育、识字教育、生产劳动三者的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边区实际、依靠群众开展社会教育的成功之路。
冬学就是边区扫盲教育最主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它以各地小学为中心，农闲时开办，每期3个月，教育对象主要是不识字的中青年农民。冬学办学方法灵活多样，有全日的、半日的、晚间的，有成人的、儿童的、妇女的，在边区各种扫盲教育形式中开办效果最好、坚持时间最长。从1937年冬开办冬学382处，10337人参加，迅速发展到1938年办冬学723处，参加学习人数增加到12824人。
1938年的“三八”妇女节，对陕甘宁边区的妇女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节日。这天，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会议发表了宣言，通过了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提出边区开展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识字启蒙运动，提高妇女文化水平，动员妇女支援前线，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时隔一年，边区已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为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感慨题诗：“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妇女解放”，这个今天看来颇有年代感的词，在全面抗战之初却成了中国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广泛抗战动员的重要法宝。
党在领导和推动社会教育工作过程中，一直用民主的原则来组织民众，反对强迫命令；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来教育民众，反对主观主义；站在辅助的位置来领导民众，反对搞行政命令式的现象。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这个既当老师又当学生的过程不仅对广大群众进行了革命理论宣传，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更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教育政策及其他各项方针政策的认同感，建立了民众与党的紧密联系。
“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农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扫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社会闭塞落后的环境中开展群众工作的一项创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因此在改造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八百矿工上井冈
2021年04月22日

?走入青山环绕的水口山工人运动陈列馆，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宋乔生带领八百矿工走上井冈山，他高举右手，带领工友坚毅前行，画面栩栩如生。
?画面体现了水口山工人的革命热血力量，正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斗争”中所记载——“边界红军的来源，有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水口山工人武装是红军的中坚力量。”
?但是，残酷的革命斗争让这支工人队伍几乎全部牺牲，我们至今都无法完整得知这八百勇士的具体名单，他们英雄一生，壮烈一生……
　　　　?水口山矿工的武装起义
?1908年，刚满17岁的宋乔生为了生计，从株洲淦田来到水口山“淘金”，身材高大、有力气的他被安排到水口山铅锌矿机械科当吊车工。
?作为当时湖南最大的利源，水口山铅锌矿成了军阀们的提款机，他们残酷地剥削工人，推行“把头制”和“监工制”，只为压榨出更多的利润。
?据宋乔生的侄曾孙宋光辉讲述，有一次，宋乔生上工的窿口起火了，发生了重大的塌方和淹水事故。为防止整个窿口被毁掉，矿当局的应对措施是封窿。他说：“宋乔生是吊车工，矿工都要从他的吊车吊上来，如果封窿，这些工人都会封死去。（但）矿警队来人了，把那个缆绳用斧子砍断，宋乔生就那样看着生死相依的（工友）兄弟阴阳相隔。通过这件事，他就感觉在重大的资本利益面前，自发斗争根本无能为力。”
?因不满压迫剥削，1922年12月5日，在党的领导下，宋乔生率领水口山工人进行大罢工，向矿当局提出争取工人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待遇等18项条件，要求矿当局必须全部答复，否则，绝不上工。
?二十多天后，大罢工取得了胜利。次年，宋乔生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逐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宋乔生被任命为中共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他在水口山火车坪开设了一家“合记酒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先后组织部分工人武装奔赴衡阳与耒阳交界桐梓山坚持游击斗争，并指派一些工人纠察队员，打入矿警队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初，为配合朱德、陈毅发动的湘南起义，宋乔生以总指挥名义于1月26日率领水口山矿工举行武装起义，一举夺取矿警队枪支50余支，银元700余元。接着，宋乔生率起义部队开往桐梓山，与当地的工农游击队汇合，组成了一支拥有千余人的工农武装，运用游击战术，打击和牵制从衡阳方向向湘南起义部队进犯的敌军。
　　　　?井冈山上的特务营、造币厂
?1928年4月，宋乔生率部上井冈山，从此，他们以高昂的斗志投身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陈毅住进了宁冈由客家人修建的龙江书院，队伍驻扎在周边，营一级以上的负责人登上了书院的阁楼——文星阁，后来在此召开的一个长会，党组织决定将毛泽东、朱德的部队进行合编，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在红四军的序列中，有一个军部直属的特务营，主要由水口山工人组成，营长是宋乔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政权还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敌强我弱，特务营的责任深重，必须选用可靠的人。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师唐海英说：“特务营除了担负保卫军部和首长的安全外，还担负着会务、警戒，通讯、联络、送情报等一系列的工作，湘赣边界第一次党内代表大会和永新联席会议召开的时候，特务营就担任了会务警戒工作。”
?在井冈山组建而成的这支特务营，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特务营。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特务营正是中央警备团的前身。跟着宋乔生一起上井冈山的矿工足足有八百人，大部分都编在特务营，还有的“分流”到了其他团，还有上井红军造币厂、军械处等机构。这期间，他们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抗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会剿”，并为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注入了产业工人的专业技能。
?当时，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边界原有的“谢氏造币厂”的基础上创办上井红军造币厂，并同时分别在黄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设立银元粗坯车间。规模增大，工人也增加了不少，其中大多是来自水口山的工人。
?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管理办公室主任、研究员饶道良说：“造币厂为红军能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起了一个重要作用。”
?1928年8月，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远在湘南之际，集中了四个团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红军不足一营，他们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凭险抵抗，动员了井冈山大、小五井一带的群众，在黄洋界工事前设置了竹钉阵、壕沟、竹篱笆围栏、滚木礌石和射击掩体五道防线。
?井冈山时期生活艰苦，战士们天天吃红米饭南瓜汤，但最艰难的，是医疗资源的缺失。在保卫根据地的历次战斗中，红军伤员增多，到1928年冬天，红军伤病员已超800人，约占全军总人数的1/8。但军队缺医少药，甚至连最普通的碘片、纱布等消毒用品及麻醉药品都经常没有，碰到截肢手术，甚至只能用锯木材的锯子。
　　　　?八百矿工多数没能活着达到延安
?距离1929年农历新年还有大半个月时，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会剿”。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实施“围魏救赵”的战略出击赣南。24日，宋乔生随红四军来到大余县，不料遭到地主武装袭击，为掩护战友，宋乔生壮烈牺牲，遗骨至今没有找到。
?宋乔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耿飚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耿飚始终挂念其牺牲埋骨地的事，去世前还交代子女继续寻找。2015年，耿飚的女儿耿焱曾到宋乔生战斗过的大余县查找他的牺牲地点，还在《江西日报》刊文《领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舅公，您埋骨何方？》。
?历经无数战斗与牺牲后，红军浴血奋战，又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但当大部队到达延安时，水口山工人已经所剩无几。
?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共产党开辟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水口山工人从举行大罢工到后来策应湘南暴动，再到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参加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他们的经历，从侧面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性。宋乔生和八百矿工开展革命运动的水口山，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五矿下属的一个欣欣向荣的央企。宋乔生和八百矿工的牺牲值得铭记，他们为之奋斗乃至献出生命的事业令人欣慰。
?在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共有48000多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744人，还有许许多多战士像水口山八百矿工一样，是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
?英雄之名难寻，但英雄之迹永存。如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吊唁大厅正上方有碑所书：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
?对水口山矿工的评价，朱德的回忆录中曾记载：
?“在所有的革命队伍当中，老铁军战士和水口山工人是最敏捷、最有纪律性、最有警惕性的，政治上是最先进的。”
?毛泽东与时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的朱舜华谈起宋乔生时，给出过这样的评价：
?“宋乔生组织能力很强，带了许多水口山工人上井冈山，很有功。”

党史故事：“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2021年04月30?日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中国城市中心推出《党史故事》专题，开展党史知识学习教育宣传，重温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一起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攻坚克难、奋发有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因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常匆匆穿行，所以它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当年，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老渔阳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
1920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
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被称为“柏公馆”，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红漆窗檐比较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
陈独秀入住后，楼上厢房为卧室，也有书房；楼下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参与编刊的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夜战。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
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支持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议决定在5月1日这天，除了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群众列队游行以示纪念。4月29日，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工界宣言》，其中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5月1日，由于反动军警阻挠，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然后，大会在“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见面时说，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林伯渠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也回忆：“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共产党”；11月，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曾被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董亦湘等。成员们常一起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刊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共产党》月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竖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出版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常在此与中共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商量党的工作，并发出《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
由于《新青年》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陈独秀曾两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北京。
　　　　新渔阳里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重要基地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对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则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两楼两底，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砖带饰，门额刻着“惟德是辅”四字，两侧有砖砌方壁柱悬垂。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经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色通讯社——中俄通信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由杨明斋主持。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发表中俄通信社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天，又发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从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颇受各界关注。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同时，向我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稿源大部分取自共产国际资料和赤塔、海参崴、莫斯科等地的报刊，少量转译英国、美国、法国的进步书刊。这类稿件类别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方面；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访、连载、讲演稿、革命领袖介绍等。李达的《回忆党的早期活动》说：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没有挂”，“在1921年暑期间终止了”。经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月4日的《俄国贸易之过去与现在》，截至于此文，中俄通信社在该报总计发表新闻稿和电讯稿近70篇。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诞生。发起人是俞秀松（担任书记）、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8名青年，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未满一个月，团员就发展到30多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团内每月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由陈独秀、杨明斋、李达、俞秀松等作演讲，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回忆：“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俞秀松常以多种形式鼓励团员们的政治热情，不少人踊跃参与筹建工会组织、工人半日学校，投入纪念“五一”宣传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不久，广州、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唐山、太原、济南等地陆续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起了中国青年团发起组作用，青年共产国际（又称少年共产国际）东方书记部曾在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3月，上海已有团员约200人，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担任秘书。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其实，这只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团体推荐。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任作民、萧劲光、李启汉、李中、谢文锦、庄文恭、许之桢、梁柏台、曹靖华、韦素园、雷晋笙、陈为人、汪寿华、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蒋光慈等。曹靖华在《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6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后来，库兹涅佐娃随丈夫回国，又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也是张作霖派驻苏俄公使李家鳌之外甥女)教俄文。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在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不少团员。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三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外国语学社使许多学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一所群英荟萃的学校，在现知姓名的学员中，既有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罗亦农（历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8年4月牺牲），也有早期党的重要干部谢文锦（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4月牺牲）、王一飞（曾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1月牺牲）、吴芳（曾任中共上海闸北部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30年9月牺牲）、雷晋笙（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4月牺牲）、梁柏台（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最高特别法庭临时监察长、内务部代部长，被誉为“红色法律专家”，1935年3月牺牲）、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在沪管理中央文库数载，因劳累于1937年3月病逝）、任作民（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3年2月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因在狱中遭酷刑身体受摧残，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傅大庆（曾任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知名的“红色翻译家”，1944年7月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时被捕，抗战胜利前夕牺牲）等，还有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领导人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等，以及翻译家、作家、诗人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和经济学家周伯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担任重要职务。
1920年10月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由在海军造船所（后为江南造船厂）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以“参观者”身份出席，并成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会后，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门牌为自忠路225号，原建筑已不存）设立了临时会所。
　　　　永远的渔阳里
20世纪50年代初，南昌路100弄2号的建筑曾修复，对内部开放；1959年5月，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名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此处虽是几户居民住宅，但在底层厢房东墙一直保留着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成立……”2018年10月，这里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迁；开始规划全面修缮和展陈设计。如今，这里已设置“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文物保护标志牌，向公众开放。
1959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5月，旧址修复开放；2004年4月，扩建为纪念馆，弄内1-6号均纳入其范围。2019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经8个多月的整体改造，分为6个展区，拓展许多功能；对石库门建筑的尖顶、室内立柱等，都进行了还原。另外，还新辟了渔阳里纪念广场，建起总长58米、高3.4米的中国青年运动史大型浮雕墙。
在新渔阳里的弄口，上方“渔阳里”字样一直清晰可见；老渔阳里的弄口，曾找不到“渔阳里”字样，近期整修时拆掉长期遮着的一块店招，灰浆墙面露出“渔阳里”三个字的痕迹。这两个相连的街坊，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也是上海红色文化的源头。
当年，新、老渔阳里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如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曾在此奋战，毛泽东、林伯渠等曾在此留下身影，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梁柏台、雷晋笙、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华优秀儿女；这里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红色通讯社、第一份党刊、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现于此。史实证明，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眸昔日渔阳里的风雷激荡岁月，令人无限感慨……

党史故事：湖南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工农联盟的火种燃起来了
2021年04月20日

?百年前，一叶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在急流险滩中破浪前行，成长为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百年峥嵘岁月，从组建中央苏区中央印刷厂第一家国有企业，到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终从最初的“一穷二白”升级为百万亿GDP，令世界瞩目。
?热土潇湘，湖南国企在党的领导下，历百年沧桑，砥砺奋进，成为湖南经济的中流砥柱。
?百年党史，薪火“湘”传。让我们走进湖南省属国企，探寻红色基因，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解锁湖南国企发展红色动能。湖南省国资委党委联合FM90.5中国交通广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推出特别报道《百年薪火传?湘企红色路》，首期让我们走近水口山工人运动：湖南工人运动的最高潮。
?从衡阳市区上许广高速行驶36.1公里，就到了水口山镇，它因矿而生，因矿兴起，因矿繁华。
?从水口山镇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往里行驶约8公里，就进入了水口山老矿区。这里的建筑大多历史久远，墙壁斑驳，红砖朽木，一幅典型的老工矿企业景象。
?越往里走，挖矿机器的声音就越大，“2号井”依旧源源不断“吐”出矿砂，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了1922年那段热血沸腾的红色岁月。
　　　　?酝酿：康家戏台的星星之火
?有着“世界铅都”美誉的水口山，采矿历史达900多年。上世纪20年代初，水口山铅锌矿已成为湖南省境内最大的省立官办工业企业。
?据中共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傅建平介绍：“当时的军阀们把这里当作提款机，对矿工极尽压榨、剥削。矿工所得的报酬就是当局所发的矿票，这种矿票到其它的地方不能用，只能到矿部的油米处购买生活用品。但是油米处的米是发了霉、掺了沙的米，而且短斤少两，矿工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1921年10月，一束光照进了黑暗的矿洞里。
?彼时，毛泽东第一次来到衡阳，发展了蒋先云、黄静源、黄朝英、蒋啸清四人为中共党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党小组建立，第一任党小组组长由黄静源担任。这是衡阳最早的中共组织。1922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水口山，关心铅锌矿工人疾苦。他的到来，点燃了工人运动的火种。
?毛泽东住在了离矿区不远的康汉柳饭店。如今，饭店还残留的青砖和陈旧的木框，无声诉说着过去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康汉柳饭店前面几步便是康家戏台，在这里，毛泽东激情讲述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唤醒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头条号：如来写作网，QQ 3231169，海量优质文字材料、PPT课件
?随后，毛泽东回到衡阳，并到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作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演讲时指出：湘南学联应担负起对水口山的宣传工作，衡阳党组织应以水口山为重点，深入到水口山工人中去作宣传，发动工人、组织工人，为建立党的组织打好基础。
?1921年冬到次年4月，水口山有70多名工人被吸收入团，成立了水口山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基础上，又在工人中发展了刘东轩、宋乔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中共水口山矿小组建立；1923年初，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此处成立了临时支部；5月初，湖南省境内首个矿山党组织——中共水口山支部正式成立，蒋先云担任书记。
　　　　?爆发：机器全停?矿区静寂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全面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水口山矿的工人。一场争取正当权益的抗争，暗暗地酝酿开来。
?为此，矿区机械科工人党员刘东轩、罗同锡等商定派工人代表刘东轩赴安源“取经”，然后发起自己的罢工斗争。
?1922年11月22日，蒋先云等到达了水口山。当晚，数百工人在康家戏台前坪隆重集会，欢迎蒋先云、谢怀德等同志。他们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指出成立俱乐部是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有了俱乐部就有了靠山。
?23日，各科工人推选代表在康家溪康汉柳饭店举行了第一次工人俱乐部筹备会议，并在饭店的大门边挂上了“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牌子，组织了临时干事会，公推罗同锡为临时正主任，刘东生为临时副主任，各科公推出临时总代表，组织临时代表会。由临时干事会和临时代表会公推蒋先云为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全权代表，谢怀德、李庆余、方福胜为参事员。会后，广泛开展了宣传、组织工作，短短三天时间，有3000多名工人报名为俱乐部会员。
?25日，工人俱乐部筹备处发出了成立俱乐部的通知。
?26日，发出了传单，传单上写：“工友们呀！我们成天成夜不要命的工作，也觉得快活吗？油盐菜米不够吃，父母妻子难养活，也觉得幸福吗？唉，再比我们苦没有了，还说什么快活呢？！再比我们穷没有了，还说什么幸福呢……”
?12月5日，机器全停，矿区静寂。俱乐部发布罢工宣言，通电全国，向矿局提出18项条件，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了。
?为保证工人罢工不受损失，毛泽东于11日至13日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所属11个工团代表22人，与当局就政府对工界的态度、集会、结社，工人对政府的态度、人力车工会等10个问题作直接交涉，并巧用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的相关条文驳斥了其政府对工人运动的诬陷，捍卫了工人的利益，迫使赵恒惕及其军阀政府不得不承认工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
?这就从一定意义上，确立了水口山工人罢工的合法性。
　　　　?胜利：中国工农联盟的典范
?工人与矿局的对峙达23天之久。
?12月18日，寒流突袭水口山矿区。水口山矿局一张“请柬”送到了俱乐部，指名要蒋先云前往“磋商”。
?面对大批的矿警包围，蒋先云、刘东轩两人毫无畏惧，面对矿局“即日开工，否则就地正法”的胁迫，两人斩钉截铁地拒绝道：“要扣留就扣留，要杀就杀。想要开工，就必须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
?很快，闻讯赶来的3000多名工人形成一个“钢铁桶子”团团包围住矿局，高呼“不准杀害俱乐部全权代表”“不答应罢工条件拒不复工”……
?26日下午，工人俱乐部18条要求得到水口山矿当局签字认可，工人们领到了补发的工资和红饷。
?至此，持续了23天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最高潮。
?傅建平介绍，水口山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所领导的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最高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大罢工胜利后，水口山党组织又派优秀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到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全国最早的工农联盟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水口山工人运动，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又开创了中国工农联盟的先河，成为中国工农联盟的典范。
?如今，这片曾让一大批革命先辈战斗过的红色热土，正在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使命——以湖南有色铜铅锌产业基地水口山、株冶有色、五矿铜业、五矿铍业四家核心企业为龙头的有色金属产业集群积极践行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全面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和新兴制造业发展培育，打造国家级有色金属与合金新材料产业基地。

党史故事：黎明前的古钵保卫战
2021年06月07日?

?“叭叭叭……”夜幕尚未褪尽，东方的天空闪烁着启明星，古钵村外突然传来刺耳的枪声……
?正当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长江以南广大国统区之际，1949年8月26日凌晨，国民党上林县县长李振英纠集反动武装300余人，分三路进犯我党在古思地区的根据地——古钵村（今忻城县红渡镇古钵村）。
?古钵村位于古思地区西北部大山深处的垌场中，四面环山，地势易守难攻。自1947年7月共产党员张声震到古思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开始，古钵村一直是我党的重要根据地，被国民党广西省保安副司令钟福标称为桂中“小延安”。1948年8月15日，张声震根据中共桂中南地工委的决定，宣布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团（简称独五团），驻扎在以古钵村为中心的古思地区一带，古钵村成为独五团的大本营。
?进犯古钵村的三路国民党反动武装，第一路是特编队100余人，从古蓬乡蚂蚁村沿山道经俭灌垌进攻古钵村；第二路是警备队第二中队及民团100余人，从安良乡上堡村经发殿、甲酒两个垌场进攻古钵村；第三路由警备队第五大队队长石宗琳带领100余人，从思吉乡大桑村西南面的山道进攻古钵村。独五团获悉敌情后，急令第六连、第三连和第四连分路抗击来犯之敌。
?第六连连长樊仲桓率战士在俭灌垌迎击第一路来犯之敌。战士们三至五人一组，分成多个战斗小分队攀上山道两旁陡峭的山腰，利用岩石作为掩体向敌人发起反击。国民党特编队虽有100余人，且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但被围困狭小的山道上，处处被动挨打，多名敌兵被击毙。战斗中，国民党特编队企图用迫击炮攻占山道两旁的山头，炮手被我狙击战士击毙，第一路进犯之敌见无胜算仓皇逃跑。
?进犯的第二路敌人天真地以为深山垌场山势陡峭、极难攀登，而且天刚蒙蒙亮，不会有埋伏，大摇大摆进入独五团第三连设伏的阵地。敌人到来后，战士们在晨光中发现敌人队伍里有不少被征做挑夫的村民。为避免伤及无辜村民，战士们向敌人喊话，劝他们认清形势缴械投降，同时提醒被迫做挑夫的村民保护好自己。敌人发觉已被包围，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刚朝山上开枪，被第三连的战士一枪击毙。敌兵见军官被击毙，纷纷扔掉枪械举手投降。
?第三路来犯之敌拂晓前突破游击队设在思吉乡大桑村的防线，气势汹汹奔向古钵村。敌人经弄丹、弄阳两个垌场来到古钵村板老屯，掠夺村民财物并纵火焚烧房屋；随后在屯口的山上架起两挺重机枪，企图火力控制整个古钵村垌场。独五团第四连的战士对来犯之敌发起猛烈反击。
?通讯员樊忠森在山脚遇到正在劫掠财物的3名敌兵，为节省子弹，他用步枪枪托与敌兵肉搏，枪托打断了就拆下枪管当棍棒，把3名敌兵打得头破血流。趁着清晨雾气未散，加上敌人纵火烟熏火燎，第四连班长樊秀堂带着12名战士冲下山与敌人肉搏，歼灭多名敌兵。素有“神枪手”称号的战士樊秀宏，以被烧毁房屋的残垣断壁为掩体，手持一支步枪瞄准敌兵射击，击毙敌兵8名，并歼灭敌人布置在屯口山上的两名重机枪手……面对第四连战士的猛烈反击，第三路来犯之敌丢下枪械和劫来的财物各自逃命。
?至此，进犯古钵村的三路敌人全线溃败，东升的太阳从山后喷薄而出，阳光照耀着群山怀抱中的古钵村。独五团取得了古钵保卫战的胜利，满怀信心和希望迎接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的到来。

地下党英勇护厂！我国机电工业的家底是怎样保下来的
2021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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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似一条蜿蜒的玉带萦绕着莲城湘潭，从高空俯瞰，如同一个大写的U字。在U字的底部，有一个古老的官驿——下摄司。
?1936年7月，在工业救国的呼声中，湘电集团前身中央电工器材厂（后更名为湘潭电机厂）在下摄司选址建厂。其后，湘潭遭日军轰炸，工厂被迫迁往桂林、昆明，1948年初又迁回湘潭。在经历战火的下摄司旧厂废墟上，新厂重新开始艰难建设。
?1948年，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全国解放的曙光显现，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对重要的工业设备采取要么破坏要么迁走的措施，当时从国外引进的全套技术资料、图纸和先进的机器设备均存放于湘电，78名留美归国的技术专家也汇集到湘电。所有这些，是发展新中国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