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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好领导 ——史敬元先生印象

谢德彪

去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在西安游兴正浓。突然，一个带出张掖区号的铃声振响了手机，虽然手机号没显姓名，但我猜想，一定是家乡那边有事，便毫不犹豫地点按了通话键。我听出是老领导史敬元女儿史晓琴急促的颤音。便急忙追问：“有啥事，你快说！”她悲伤地说：“我爸不在了……。”我被这突如其来们的噩耗击晕了。便回话：“我在西安旅游，马上赶过去。”她说：“爸是在手术台上出事的，走得很意外。你在外地，不方便赶路，知道就行了。”我毅然决然回话：“我马上动身，到车站乘高铁赶过去。”所幸搭的士、购车票很顺畅，上午12点半，便登上西行张掖的高铁。

一

虽说人生无常，但我绝没想到！就在大年初一早上，老领导史敬元给我打来电话拜年。当手机屏上显示了他的姓名时，愧疚不安情绪像一把利剑直刺心窝。通话后，听到他的声音洪亮，伴随拜年的温馨问候和连珠炮似的美好祝语，仿佛晶莹剔透的珠玑闪耀光芒，又恰似迎面吹来的暖流通遍全身。我慌不择语：“实在对不起，我还没来得及给老首长拜年，您怎么抢到前面，这不是颠倒了吗？”他爽朗地笑着说：“没事的，想起了就好，谁打电话都一样。今年夏天回老家了，我请你到河西民俗博览园，好好看一看。”“那就太好了”，我欣然答应了他的邀约。

过了不久，我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他出席了张掖市图书馆在南华书院隆重举行的“战瘟神宝卷捐献仪式”。在仪式上，他将亲手抄写的两万多字的《战瘟神宝卷》捐献市图书馆收藏。视频画面显示，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包含深情地说：“我87岁了，身体也有病，有幸亲历了战胜新冠疫情的全过程。特别是看到我市文化工作者深入生活，挖掘整理，及时创作《战瘟神宝卷》，歌颂了党领导人民取得战胜疫情的丰功伟绩。我为他们传承民俗文化的精神所感动，一次性抄写了两册宝卷，以表达我的敬意。”他的讲话情真意切，赢得在场人们的阵阵掌声。

怎么也想不到，事隔几月，他竟溘然长逝！

二

岁月如歌， 我与老领导史敬元相识相交近50年。1971年秋天，我被中学校长推荐，公社领导看中，录取到党寨公社广播放大站工作，不满15岁就成了拿工资的“社办人员”。在这期间，县上领导和县委办公室孙麟主任、史敬元秘书和其他部室负责人，经常到公社调研检查工作。公社为接待来客，腾出几间房子，设立了临时客房。

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工作，是将接受到的县广播站的信号，通过一套扩音设备，将信号扩放到全公社各大队和农户的喇叭。这个工作虽然简单，但也很难做，因那时农村还没通电，全靠发电机供电。特别到了冬天，天亮得迟，室外黑乎乎的，我便踏着冰雪去加工厂磨面机房，提前叫醒管电机的王师傅，让他发动大型柴油机送电，准时在6点半开放广播。由于起得早，神清气爽，我便拿起扫帚打扫公社大院的卫生。一有空闲，就给住客房的领导烧开水、升火炉。时间长了，他们和我热络起来。

他们看我勤快踏实，便赞不绝口，不断传递招工信息，寻找机会给我引荐工作。1973年元月，一个出乎意料的喜讯传来，我被县委办公室招录为通信员。当时，通信员的编制只有2人，其中一位通讯员当兵走了，我便有机会补充空缺。起初，比我年长的同事柳万成不顾冰天雪地道路滑，领我骑自行车到各单位认门认人、送信发通知，到县委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家里通知开会送票证。经过一段的熟悉，我很快适应了县委大院人多事杂的神秘环境。 那时，老领导史敬元是县委办公室唯一的专职副科级秘书。

也许是知道我字写得好，有一天下午，他主动找我以商量的口吻说：“小谢，晚上闲下来了，到我办公室，帮我们誊写文稿。这对你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我这点小技能竟能得到领导赏识，内心异常激动，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我住宿的县委收发室套间与他的办公室相邻。我看到，他几乎每晚都率领写作班子成员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3人组合的写作班子，仅他有领导职务，自然担纲主角，其他两位是很有才华的农技干部。他们围坐在对头桌案前，室内烟雾缭绕。他时而托腮凝思，时而来回踱步，琢磨好的几句话念念有词，连贯口述出来，相互议论一番，添枝加叶完善内容后，由执笔者将语句落笔纸上。

文字边写边改，稿纸上涂改得密密麻麻，稿纸格子空隙挤满了蝇头小字，再有写不下的语句，就在稿纸边沿乱放一些装有字迹的带线气球，巧妙地穿插字里行间。内容改得差不多了，便将一页页草稿顺便交给我。我仔细辩认潦草字迹，然后将内容誊到稿纸上交稿。他们继续在誊写后的稿子上反复修改，直到改无可改了，才将一沓文稿分给办公室写得一手漂亮钢笔字的刘生汉、谭锋、张守铭抄写。最后将文稿收集整理起来，呈送县委分管领导审核把关。

如此不分白天黑夜的无规律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有一天晚饭后，办公室主任让我通知他参加县委常委会。一进家门，发现他爬在床上，脊背弯弓，腹下垫着枕头，强忍疼痛，使劲向胃部硬顶，浑身擅抖着，汗珠沁满额头，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片。看到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我小声向他通知了会议，便问：“您这么难受，能参加吗？”他吃力地告诉我：“这几天，老胃病又犯得厉害。”他知晓会上要审定写的材料，便强撑起身骨，紧紧捂胸口，忍着疼痛向县委大院缓步走去。

在县委机关，写材料是个苦差事。加班加点，不分昼夜，一旦重任在肩，难以脱身周，天天如此。他率领的写作班子，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上世纪70年代，仿佛成了一台开足马力的大型机器，不停地运转制造文件材料、领导讲话稿。写作班子平时需要阅读大量文件报刋，领会上级精神，感悟领导意图。只有狠下工夫，备足功课，写成的讲话稿、经验总结、调研报告、先进典型等材料，才能让领导们满意。 有时，为了几句顺口溜，对仗工稳的排偶句，写作班子得狠下唐诗中描写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功夫。

1976年夏天，“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在全国掀起。县委按照上级要求，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奋斗目标。此时，急需一个鼓舞激发全县干部群众的士气囗号。写作班子冥思苦想，反复斟酌，提出了“甩开膀子加油干，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响亮口号。经县委认可，这一口号成为统一全县人民意志的行动纲领。通俗质朴，好懂易记，铿锵有力的14字口号，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造势，在县委大院的照壁上红光闪耀，醒目地展现世人眼前。

三

两年后，老领导史敬元升任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虽然职务得以高升，但并未减轻领导写作班子的负担，还增加了分管事务。他体谅炊事员、驾驶员、打字员、通信员等“八大员”工作的辛劳。有一年春节，他特意邀请“八大员”到家里作客。他亲自下厨烹饪，将事先准备好的拼盘炒菜端上桌面，热情地给大家敬酒劝吃，言语中包含着慰问、鼓励和感谢的深情厚谊。特别是蒸的肥肉糖包子，皮酥馅甜，一口咬去，香美汁水直从嘴角流淌。大伙吃得开心，无不交口称赞。此景此情，令我至今难忘！

1975年底，我调到县委党校工作。那时党校的大型会议和各种培训班多。我主要承办宣传时事政治的壁报，书写临街围墙张贴的标语，制作跨街道路悬挂的横标和会议室主席台前的会标。他知道我爱学习，字已写得小有名气。1976年8月，大学招生开始后，他给县委党校负责人做协调工作，我被顺利推荐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专业。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张掖三中工作。期间，他下乡到大满乡供销社检查工作，还让下属去邻近的学校邀请我，直到等待我到来一起用餐。后来，听朋友说，他在分管县委党史办时，还向县委领导推荐我到党史办工作。因那时师资短缺，不允许教师转行，工作虽没调成，但诚心可鉴，浸透着他对老部下的殷殷关怀之情。

1984年国庆节过后，县直机关团委书记兼利民商店负责人李文泉英年去世。此时，他已离开连续工作25年的县委办公室，当任县供销社主任1年多了。在县委礼堂开追悼会时，他出差外地。返回单位后，他立即约见刚调到县委宣传部的我，商定在“头七”那天去坟上悼念。经事先约定，他同亲属好友一起，驱车前往城外10公里的兔儿坝滩新坟前祭奠。老领导到坟前悼念部下，这情深义重的举动，使在场的亲属好友深受感动。

四

他不仅重情重义，还是一位博学多识，务实创新，充满开拓精神的智慧型领导。1975年，他带领机关干部职工办农场搞福利。他听说地处山区的安阳公社贺家城村荒地多，便与大队书记联系借用荒滩闲地百余亩，指派干部协调关系，调集机械开荒造田、平路修渠，种植了耐旱耐寒的胡麻。到胡麻收割季节，县委机关各部门抽调50多人，拉了两卡车劳力上去，自行搭灶起伙，抢收成熟的劳动果实。 金秋十月，来到田间地头，只见黄灿灿的胡麻地漫无边际。亭亭玉立的麻杆托着饱满浓密的麻头，层叠错落的麻头在山区高原的艳阳照射下闪耀金光。眼前的丰收景象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也被这丰收场景所震惊。大伙的劳动热情高涨，起早贪黑，挥镰收割，不辞劳累，抓紧抢收，只用6天时间，150多亩胡麻收割上场。收获的麻籽榨成清油，补贴机关食堂伙食，剩余部分给干部职工办了福利。

当任县供销社主任期间，他深入基层现场办公，摸清市区供销网点的家底，针对系统内占有地盘面积大而多，门店破旧狭窄杂而乱问题，提出了彻底改变落后面貌，提升改造新建营业大楼的规划。他多次召开会议，统一班子成员的思想观念，想方设法排除拆迁阻力，妥善安置搬迁居民。他赴外地考察学习，开阔眼界，超前谋划，主持新建项目的规划设计，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新建了张掖县供销系统最早的综合大楼工贸大厦，继而又建起了张掖市区第一座大型商场河西大厦。从而使供销社系统的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为促进当地商贸物流快速发展起了带动示范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大批的“待业青年”无法安置。企业普遍实行“子女顶替父母接班”政策，而县委机关大批“待业青年”就业无门。此时，他体谅同事们的困难和压力。经过与劳动、商业、工商等部门多方协调，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辟开机关临街围墙一角，在闹市区街面建起了气势恢宏的利民百货商店，又依托县广播站的优势，扩建了广播器材门市部。从百货公司引进两位业务经理，抽调机关的一位年轻干部监管业务，商场办得风生水起，取得显著效益，先后安置县委机关30多名“待业青年”就业。

由于他既懂经济工作，是大名鼎鼎的“笔杆子”，1986年夏天，他被任命为市委（县级市）经济工作部部长。他到市委大院上班后，我常去他办公室，寻找打问新闻线索，索要工作简报和经济数据，为写好新闻报道积累素材。 秋未冬初，农民的大白菜喜获丰收，10多万亩大白菜滞销，农民们叫苦不迭，祈求销路。他带领工作人员赶赴大白菜主产区的几个乡镇，察看实情，走访菜农，深入田间地头掌握第一手资料，连夜汇总情况，赶写呈送市领导的《简报》。

《简报》反映的问题，立即引起市上领导高度重视。市上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部门积极行动，帮助农民解决“卖大白菜难”问题。市上领导兵分几路，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西宁、金昌、兰州、西安等地寻找销路。他陪同市委主要领导，驱车前往新疆各大城市，通过供销社系统的业务往来关系，主动与当地政府联系寻求帮助。很快，各路大军满载而归，大白菜的销路畅通，售价陆续上涨，菜农们紧缩的眉头舒展了。

因为熟悉经济工作，他深得市委主要领导的器重。上任不到半年，就提拔为市委常委，随后又升任为分管经济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在任3年后，调任张掖地区供销社主任，直到退休。 1992年春天，离开家乡调到兰州工作后，我俩的交往少了一些。但回到家乡时，我总要抽空登门拜望他。上过几次家门后，他开始婉言拒绝，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到我入驻的宾馆晤面。

前年秋天，他邀请我和妻子到“泰真肥牛”聚餐，他同夫人与两个女儿一起作陪。与敬重的老领导久别相逢，叙旧话新，杯觥交错，感到格外高兴。他还带了几大瓶自制发酵的浆水和食品送我。 他的突然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值得敬重的好领导，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唯一值得少许安慰的是，我从千里之外赶来，向老领导作了最后的告别。 追悼会上，我碰见了许多曾经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市供销社主任对这位曾主政单位6年的“一把手”给予高度评价。主持人向家属代表颁发了党中央赠送的“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面对非同寻常的出彩一幕，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老领导在世时，未能拿到这枚无比珍贵的证章，无疑是一大缺憾！但这“迟到的爱”，不仅是对他50年为党默默奉献的最高奖赏，也是对他40年恪尽职守的充分肯定，因而这枚证章比什么都宝贝。他若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简介：谢德彪，笔名虎翼，甘肃张掖市甘州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45年的工作经历，在行政部门与新闻单位交集转换。一直爱好文字写作与书法临习。退休前系《甘肃科技报》原总编辑，主任记者职称，原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纪委书记（副厅级）。多年来发表新闻作品千余篇，其中30多篇评为全国和省级优秀新闻作品奖，曾荣获“甘肃省十佳青年记者”、“甘肃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评为全国科技报系统先进工作者，出版专著《大地传真》，主编《甘肃沙草产业》《谢氏家谱》和画册《千秋伟业——纪念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通水20周年》《翰墨情》等书。多篇诗歌、散文作品在省内外报刋发表。现为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国画院院士，兰州大学校友书画协会理事，书法作品多次在省内外书法比赛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