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渐行渐远的岁月
作者:江洪涛1
我是个蠢笨的人,现在五十九岁了,对于我是干什么的,我能干什么这一类问题如今依旧糊涂着。
我能记得的是小时候特别想做英雄,杨子荣那样的人,郭建光那样的人,李向阳那样的人,并且自已用木头削了把枪,整天别在腰间,晚上睡觉还放在枕边,没人时胡乱比划,消灭这个鬼子那个坏蛋。六岁破蒙上学,总想得到老师表扬,可又不知如何才能得到老师表扬,因为成绩始终不能冒尖,因而好象始终没能得过什么表彰。
我的乳名叫地藏宝,因为要读书,就找我一个契外公取个大名。契外公有点文化,早年在县公安局做过警察,不知什么原因被开除了,回乡做了个农民,担任生产队会计什么的职务,他给我取的大名叫江荣繁,“荣”是字辈。我所知道的字辈是“益、世、昌、荣、立、兆”。我的祖父叫江世乾,父亲江昌华,按辈份我的女儿应该叫立什么的,但我没给她按字辈取名字。
在小学,有没有评上过三好学生?
有没有评上过优秀少先队员?
记不清楚了,反正在小学里好象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是记得的。大概是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刚发到新书,放学之后回家与同学在稻田里追打,我们那时是春季招生破蒙的,第二学期正是秋天,刚收割了稻子,田里还有不少积水,追打中摔了一跤,书包全被水弄湿了,新发的课本被濡染得乱七八糟,心里异常不爽,于是干脆把书包埋进泥水里,回家谎称书包在放学路上丢失了,母亲急得不行,拉着我沿路一直找,始终没有找到,实际上我不说,她也根本找不到。万般无奈中,第二天母亲带我去央求老师多出钱重发一套,老师是本村人,叫江荣福,好象也没多加追究,居然重发了。
他要是不重发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会怎么样,总之,书还是得去读的。
因为是春季破蒙上学,到四年级时跳了一个学期,只读半年直接读五年级,因此整个小学实际上只读了四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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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论柳树的长大》,是仿鲁迅先生《论雷峰塔的倒掉》而写的。老师十分欣喜,不但让我抄好贴在墙上,还让我当着全班同学在课堂上朗读一遍,这是我上学以来最重要的事件,我压根没有想到,原来作文写得好,是可以被人赏识的,从此开始喜欢语文,喜欢作文。老师是好老师,发现我朗读也不错,居然在学校开大会需要学生代表发言时,推荐我上台发言。
这老师叫赖昌栋,是我第二个姑姑的前夫。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台上念稿子,全校二丶三百学生在台下,向我投来的是艳羡的目光。稿子是我按老师的要求写的,当然老师也亲笔改过了,我好象念得还不错,连校长也对我点头微笑。以我那时的识见,能在台上讲话的人,是个光彩的人,从此就想做个光彩的人。
我生长在偏远的农村,农村孩子除了上学是还得干农活的。干农活极其苦累,我就专想好事,一边干活一边遐想。我想我长大之后先当生产队长吧,五年后当大队书记,又五年后当公社书记,再五年后当县委书记,这样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就有可能是毛主席那样的伟大人物了,这样想着想着,活干好了,时间过去了,倒不觉干农活是多么苦累的营生。
我们读书是在文革的中后期,小学基本上是放鸭子,也没有人在乎成绩好坏,老师也都是民办教师,教我们初中化学的老师自已连分子式都认不识,因此,我们初中全班四丶五十个同学,考上普通高中的只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考上的,因为班上还有不少我认为比我优秀的人没有考上。初中毕业学校搞了一次聚餐,也算是毕业酒,班上全体同学与任课老师都参加,饭过了,大家不胜依依,颇为伤感,几位平素要好的同学便约定“苟富贵勿相忘”。这是我们初中课文《陈涉世家》里的句子,但事过三、四十年,以前的同学早就己相忘于江湖,不少同学现在连名字也记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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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毛主席逝世,粉辟四人帮,学习黄帅,知道张铁生是白卷英雄,第二年我和同班同学江美霞,曾昭明就到烂泥背江口中学读高中去了。
在高中除了语文丶政治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之外,其它各科都乏善可陈。依稀记得化学多少有些兴趣,物理和数学则如同听天书,每次考试均不及格。高一时有英语课,老师教会我们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一些单词之后,听说高考不考外语,以后就开脆不教了,只发书让大家自学,英语课让给了数理化。那时好象特别重视数理化,有句流行语,是老师告诉我们的,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我偏偏学不会学不好。
我是一九七0年开始上学的,我们那时小学四年半,初中两年,高中二年,大概是响应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即使是这样短的学制,每学期还要拿出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来勤工俭学。有一年勤工俭学是捡木梓,去到邻乡的一个大山里,也许是上岭下坡特别消耗能量,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居然能吃掉上斤米饭。
高二下学期初,公社要招通信员,也就是办公室的勤杂人员,要求是人灵活,做事勤快,字写得好的,老师推荐了三丶五人,我在推荐之列。我们这些人经公社办公室主任一一面试之后,大概因为我综合素质比其他同学好一些,最后把我选上了,于是我高中毕业之前就到公社上班了,上班干什么呢?就是跑退丶传话,打开水,扫地,管理客房,刻写文件通知等服务性的工作。我是六月初去公社上班的,七月初返回学校高考,成绩出来我离中专录取线少三分。那一年我们班应届生五十人,考上中专的仅有一人。有自认基础不错、家境又还可以的,毕业后选择复读,经过一年二年复读一共再考走了三人,也都是中专。我因为已在公社上班,没有选择复读,如果我也选择复读,是否能够考上呢?不知道。也许可以,也许不能。如果考上了,我现在大概是小学老师,或者是国营工厂的技术员现在己经下岗,或经商或从事别的什么工作,总之不会太好,也不致于太坏。如果没考上,公社是回不去的,我得回家种地,或者成为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我庆幸那时没有选择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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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社那样的地方,我是最末一位的工作人员,机关四十几个人全是我的领导,稍有不当,便要遭受辱骂,所以有两年我是相当憋屈的。但也有喜欢我和赏识我的人,有个本家做团委书记,第二年换届,他也即将高升调往外地就推荐我做副书记。有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叫廖香钱,出差或下村都喜欢带上我,大约因为我工作勤备,为人老实,肯动脑子,一直对于我颇有好感,颇为关心,一次我跟他下村的路上,我说我当通信员两年了,年纪也大了,想换个工作做做,他说你想做什么呢?我支吾半天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他沉吟了会儿,建议我去考农民技术员,从事农业技术工作。适逢当年县农业局全县招录农业技术员,我报名参考,居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
坦率地说,我做农民技术员还是做得不错的,县农业局的领导和专家似乎也对我寄于希望,一个副局长名叫郑隆昆,几次见到我都亲切地拍我肩膀,他后来调外地当副县长,九十年代还当了地区农业局的局长,可惜那时我早就离开了农技队伍。还有个高级农艺师叫张俊武也对我厚爱有加。八四年,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农学专业全县招录有五、六十人,最后拿到毕业证的只有十几人,这十几人中,我和曹绪兴成绩最好,回回考试都是一二名,嬴得过不少女孩子的青睐。我那时好象也挺喜欢这一工作,有一年农作物土壤配方施肥实验,我得了赣州地区农业科技进步三等奖。有一年《赣南日报》举办农业科普征文,我写的科普小说《老经验》,还得了一等奖第一名。当时《赣南日报》科普版编辑严章文还约我到他家作了一番叙谈,彼此都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他说以你现在的谈吐气质,你完全不象是来自偏远乡村的农村青年、农村干部。我不知他是从哪点看出来的,总之我很感激他,他是我为数不多真正赏识我的人,可惜我们早就没有联系了,我不知他在哪儿,他也不知我现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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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政府,应该也算一位好干部。领导交办的事,同事委托的事,老百姓求助的事我都尽全力去做。我是我们乡文革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也是全乡最年轻的党员。我原本还可以更早一些入党的,只是因为一次报名参军,检上了,家里拚死反对没去成,造成不良影响而推迟了两年转正。我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乡党委书记,一个是乡党委副书记,乡党委书记现在去世许多年了,乡党委副书记如今还健在,梅窖人,叫朱品焕,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常常想,要是那时我参军了,也许人生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以我的心劲,以我的能力,以我过早具有的成熟,我有可能会提干,但能不能成为将军我不敢确定。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向往军营,渴望当兵,这个愿望让家里人给我搅黄了,多年后上大二的女儿说要去参军,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那可是我的独生女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干脆答应了。他服役的部队是沈阳军区第四十军,韩先楚的部队,首任军长是兴国人,叫温玉成。
我在乡政府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间还曾评为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一度还成为农民副乡长候选人,这对于一个二十一丶二岁的农村青年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说到这个农民副乡长,我得多说几句。原本乡党委推荐的人是我,结果让我一个同事给钻营了。为什么?县委组织部来考察我的是他同学,而乡政府主要领导即乡长是他认的干爸,他想上而党委书记推荐的人是我,就尽力找出我的毛病来,最后,他上了,我仍做我的农民技术员,这是我人生道路上遭遇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挫折,但对我心理和精神影响不大。
两年后县计育办又招聘计划生育专干,按当时的形势,计育专干更容易转正,于是赏识我的领导又建议我去考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我当然也考上了。大概干了两年,县上的领导也对我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只是没能象当初预想的那样,成为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我依然还吃农村粮,依然还是一个乡办干部。当时乡政府有乡办干部二十几人,我父亲也是。他在乡企办做会计,一九八六年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大概做了十年,为村里修通了公路,拉起了高压线,建起了新学校。事后我常常想,父亲若没有回村,在乡政府再熬几年,也许他已转编成为正式干部,但造化弄人,他回村去了,我父亲2010年去世,享年70周岁,终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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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朝气逢勃的中国,是百废待兴的中国,是唯才是举的中国。我有没有一点才?我想多少还是有点的。我因为在学校作文比较好,到公社当通信员的第二年,公社党委换届,书记竟然让我参与政治报告的起草。与我一起撰写报告的有我们办公室主任,乡广播站编播站长,那站长特别不服气,说你算老几也来掺和?我说我读过高中。他说现在读过高中的人脚都扫得拢,意思是多得很。他说我能在赣南日报,江西日报发表文章,你可以吗?我说我试试看。说干就干,晚上就着煤油灯,开始尝试写文章,也不管写得好不好,写完了就复印几份到处乱投,大部分石沉大海,少部分退回来,如此几月终于投中过一回,这是一九八O年十月,在《赣南通讯》也就是后来的《赣南日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金秋故乡行》,那个高兴啊,那份激动啊,真是让人难以找到词语来形容的。这一发不可收抬,此后几年我相继还发表了《乡间的锣鼓》,《在心田中播种》等十几篇文章,有散文,有小说,有散文诗等等,不一而足。
那是一个一篇文章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我的努力很快引起了县有关部门的注意,这小子可以啊,还不到二十岁,就可以写出如此上等的文章,我们要好好培养。于是县文化部门许多的创作活动都遨请我参加,包括赣州地区的,当年参加活动的,有的已成为了著名作家,比如卜谷丶朱子椿丶黄砾民丶彭学军丶黄燕等人。当然也有不怎么成名的。比如地矿局的流泉,水电站的宁世贤,人民医院的肖国柱,均村小学的陈玉生等,不怎么成名是现在功利的说法,其实未来的成就还难以定论,就说粮食局的李赞祯吧,早年是与黄砾民齐名的,此后二十年不著一字,二0一四年甩出一部中篇小说在《四川文学》发头条,并获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候选提名。他现在正打算写部长篇,以他的功力我想还是相当有希望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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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军现在是全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了,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才二十一丶二岁,一袭白色的连衣裙,高挑的身材,漂亮的长相,把她比喻成仙女下凡一点也并不过份。那一次的创作采风还有两位美女,一是赣州的黄瑛,二是本县的黄燕,都是刚刚出来工作的中学教师,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时我就想我一定要热爱文学,热爱文学可以与最美丽的人在一起,又可以与最优秀的人在一起。黄瑛于散文诗是有较高造诣的,经常在省级文学刊物《星火》上发表作品,深得编辑和散文诗名家李耕先生的器重。只是不知道后来作品为什么越来越少,以致于现在都很少有人提起了。她的先生叫罗晓航,现在是赣州市群众艺术馆的馆长,也是一位才子,自已作词作曲,在全国音乐界中具有一定影响。黄燕不几年调《福建日报》做副刊编辑,著述颇丰。我们只见过几次,也是远观未能深交,调走之后就没有联系了,也不知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要说起来,那时的人心真是很纯净很温暖的,只要你稍微有点才华,大家就成就你帮助你。在我刚喜欢写写弄弄的第二年,县长谭宣沧来到我们公社指导工作,晚上住在我们那里,我作为通信员给他打洗脚水,恰好我们公社书记也在,公社书记就对县长说,这小孩子不错的,会写文章。县长立即来了兴趣,哦?多大啦?有什么困难?我帮你!我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只是没有方格纸,他立即叫来秘书,说你回县以后马上给他寄二十本,还有你跟县文化馆联系一下,让他们指定个老师给指导指导。果然的,不几日我收到了二十本稿纸,还与县文化馆的潘毓祥老师取得了联系。潘毓祥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因为家庭的因素回到本县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担任文学创作与辅导,他上下届同学中有许多赫赫有名的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现在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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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祥老师除了自已写小说、散文,还负责戏剧小戏的创作辅导,每年会组织一到两次活动,他动员我也可以试着写写农村小戏。我试着写了,极不象样,他逐字逐句修改,其中有个小戏叫《鸡病之后》,他帮助改过之后,刊印在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上。一九八七年,兴国县成立山歌剧团,要招聘专业编剧,好几个人推荐我,可我还吃农村粮啊,还在乡里做乡办干部啊,县委宣传部长说,我们打破常规,合同制,一订三年,三年内做出成绩留下来,做不出成绩回原单位!
这合同签不签呢?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签,因为三年后想再回到乡政府来是不可能的,不仅我的位置很快就会有别的人顶替,而且现有领导说不定三年后早调到其它地方去了,到时物是人非,还有人走茶凉,谁敢保证乡政府还会收留你呢?可我还是斗胆签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敢于破釜沉舟。于是八八年二月我就从最偏远的山乡到县里去上班了,单位是县文化局创作室,主要为县山歌剧团的剧目生产服务。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的新生事物,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张俊康先生满腔热情写了篇报道,叫《泥腿子江洪涛成为专业创作员》,报道发表在这年的《江西青年报》,据此,我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了,那年我才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若放在现在恐怕就是大学刚毕业,可我己在乡政府工作九年了。这九年我接触了社会,适应了社会,认识了社会。九年中我从少年进入青年,我走遍了乡里的每一个村寨每一个屋场,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等,与许多人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有过自己的初恋和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现在,我要到县里去工作了,我似乎听到了远方深情的呼唤!
江洪涛,男,1964年生,江西兴国人,中共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戏剧创作,有大型戏剧作品《山歌情》(合作)曾获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剧协“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本人获文华编剧奖;参与策划并承担部分作词的大型歌舞剧《长长的红背带——献给客家母亲》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本人获文华词作奖。现兼任苏州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戏剧文学学会会长,《姑苏艺苑》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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