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钟牌村的学校是所完全小学。文革中,响应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小学由六年缩短为五年,初、高中由三年缩短为两年。钟牌完小又加了一个年级,前五年是小学,后两年是初中,叫戴帽帽初中。学校也由原来的“中钟牌完全小学校”改名为“中钟牌初级中学校”了。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七年中,漫长的岁月,诺大的平鲁,仅出过一位进士。他就是嘉庆二十四年考中进士的钟牌人高履观。民国时期钟牌还出过留洋日本、在平朔地区闻名遐迩的高鸿举。
也许是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吧,尊师重教在钟牌村民中深入了骨髓。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哪个学生挨了老师的手板,只要家长知道了,大都会领上孩子到学校给老师跪下磕头赔罪。理由很简单:“你气着老师了”。
“请老师”也是钟牌一直传承的村风良俗。即使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民们也会把鸡蛋、油糕等自已舍不得吃的“奢侈品”留待请老师用。
我在钟牌中学前后共工作过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六八年。
那年我高中毕业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回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村后第二天,我正要和同队社员下地干活。老支书宋祥如在村口堵住了我,“你是咱村的大念书人,怎能受这苦哩。去学校教书吧。”
于是我成了民办教师。
那个时候学校也不求成绩,教学也不甚正规。倒是经常带着学生到田里干农活,到鋪上村东修国防公路,至今还依稀记得。
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有神头高中毕业的高才生党恂礼,还有毕业于朔县农校,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王洲,他们两个是代课教师。两位仁兄学富五车,德才兼备。我们三人情趣相投,交情莫逆,乃至后来成为终生挚友。这应该是这两年我最大的收获吧。
七一年开春,我和党恂礼、王洲都考上了朔县师范,也就离开了钟牌中学。
第二次是一九八二年。
那年秋季临近开学时,教数学的高登贵老师调走了。我由教语文“改行”教了初三数学。
当时因为学校的师资力量不太雄厚,只能釆取初一初二轮换,初三老师不变的办法。初三年级由高义弼任班主任,代语文课,我教数学,刘爱香教英语,杜茂教政治,朱华教理化,每年如此。
杜茂同志是位称职的好校长。他把全校教师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初一初二的老师甘当垫脚石,凝神聚力夯实基础。初三老师精雕细琢,为的是在中考时取得好成绩。
学校校风正,教风勤,学风浓。难得的是上心,可贵的是自觉。老师上心地教,学生自觉地学。师生一体,教学相长。这正是学校取得好成绩的根本原因。
经常会看到这种情景:自习时间,一位老师在教室辅导,教室门外已站着另一位老师。
节假日,初三年级大都照常上课,为得是临近中考能多空出时间进行集中复习。需要说明的是,学校从末向学生收过一毛钱补习费,当时也不兴这个。
距中考尚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初三课程已结束了。紧张的复习后进入了摹拟考试阶段,这样的考试共十次。各科任教师模仿中考题自己制卷:选编试题、刻蜡版、油印一条龙。每次考完,分析考卷,查缺补漏,认真讲解,还要对重点学生单独辅导。几乎每天午夜,老师从办公室收工出来,还得到教室驱赶学生回家休息。什么叫忙,什么叫辛苦。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没有补贴,没有奖金,老师们却像打了鸡血似的,大有拼了老命也在所不惜的愣劲。
功夫不负有心人。八三年中考,钟牌中学一炮而红:一个仅有四十六名学生的班,考上中专的一人,师范四人。各科成绩在乡镇中学雄居榜首。
当时,众多优秀生都盯着中专和师范。因为考上中专、师范毕业后管分配,就是公家的人了。可中专师范上面是给分派指标的。平鲁县每年的指标也就六十多个。
县城的二中有德高望重的平鲁教育精英孟涛任校长,教学成绩傲视全县,每年指标的一半被他收入囊中。县城的其他初中均非等闲之辈,也会占去多少不等的名额。乡镇中学能考上中专、师范的也就是可怜的十来个了。
当时全县乡镇中学共二十四所,大部分是双规,参加中考的班级达四十多个。如果平均,四个班也分不到一个名额。而钟牌中学一个班就考上了五个,有点骄傲也说得过去。
难得的是后来连续几年每年考上中专、师范的都有四、五个。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被高中录取,后来大多考上了大学。
因为成绩突出,钟牌中学每年都被县教育局评为先进学校,我和高义弼也连续几年荣获“模范教师”称号。高义弼同志后来还被提拔担任了西水界乡党委副书记。
一九九六年,我“荣升”校长“衣锦还乡”,第三次回到了钟牌中学。
自己的故乡,自已曾付诸辛劳的学校,且学校仍保留着当年的好传统。教师虽大多是新面孔,但都对我尊重有加。所以我的工作顺风顺水,得心应手。
学校的教学成绩虽不似当年辉煌,但也仍居上游。于是我在保证教学的基础上狠抓校园文化建设。
我们干的头一件事就是师生齐动手,搞校园硬化、绿化、香化。
从西钟牌武八砖厂便宜买上次品机砖,首先把从校北门到南墙长约六十米,宽三米多的主马路硬化。后续逐步又完成了各个院落的硬化。
在各个院子的南面划出三米,垒成花圃,统一种上步步登高。这种花皮实,适应性強,花期又长,能持续到深秋。虽不名贵,也还耐看。更有一个只有我一人知道的小密秘:希望我的学生“步步登高”。
在村里的支持下,我们在校园的空地里都栽上松树和白杨树。
每年的五一节后,玫瑰、丁香花开了,满院芳香扑鼻。稍后步步登高一开,校园成了花园。
当时全校三百五十多名学生,本村的近二百名,其余是来自东平太、西水界、骆驼山、平鲁城等十一个乡镇的住校生。为让这些学生吃好,我们盖了豆腐房,买了磨豆腐机,为伙房购置了和面机。
学生吃饭管饱。这样又出现了学生把剩饭剩莱倒掉造成浪费的问题。我们又建了猪圈,长期保持存栏三四头猪,用师生的剩饭菜喂猪。又在学校后面的地里种上糖菜,以补不足。
一个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壮硕的大肥猪睡在木板床上,很舒服。”
由于学校房屋紧张,没有教师饭厅。每当开饭,老师们就拥进伙房站着就餐,很不方便。我们又盖了砖木结构的教师餐厅,内放两张大园餐桌,解决了老师们站着吃饭的问题。
我们还盖了三十多平米的舞台。这在后来学校的集体活中派上了用场。如校运会,新年文艺演出等。
这些都是从本不宽裕的经费中硬挤出来的。当然,村里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如木料等。师生的无偿劳动也省下不少钱。
每年六月六日,要举办校田径运动会。
教委有关领导,兄弟校的代表,县城中学的专职体育教师,乡里的领导,村里的干部,还有不少意想不到的客人都来了。
运动会开幕了。
首先是校武朮队和健美操队表演,接着是以班级为单位的广播体操比赛。
田径比赛以班记分,参赛健儿都想为班争光,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各班拉拉队也十分卖力,为运动员加油助威。小小操场人声鼎沸,成了欢乐的海洋。
前一天,学校杀了一口猪。中午,来宾、教师、学生一锅饭:炖猪肉,肉包子。
下午运动会继续。五时许,比赛结束,宣布比赛结果,发奖。
运动会闭幕。
一九九八年春,区教委举办了全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我校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得乡镇中学组第一名。
每年新年,我们也要杀猪摆宴迎新春,师生同乐。
上午以校猜灯谜,下午以班活动,晚上文艺演出。
一九九九年区教委教育工作现场会在我校召开,会上我做了题为《狠抓校园文化建设,创建特色学校》的汇报发言。
同年,我校被朔州市教委树为“特色学校”,我也被评为“朔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在我任校长的这四年中,每年年终教委组织的考核,钟牌中学都是乡镇中学组第一名。
多年来,钟牌中学为村
里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人才,几乎惠及每家每户。更有一家兄弟几人都吃上皇粮的。其中出类拔萃担任领导职务者也大有人在,科级、处级、厅级都有。
二零零一年初,平鲁区把科局级干部中年满五十二岁的一刀切了,我们这些不入品级的小校长也遭池鱼之殃。
就这样,我离开了自已深恋着的钟牌中学。
也结束了我深爱着的教师生涯。
作者简介
史如华,中共党员,在职大学,中教高级,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生于1949年,教师,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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