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的社会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三个等级的划分使得98%的法国人处于被压榨和被歧视的境地。

军队的新建与重组

18世纪中叶后，随着旧制度危机的加深，特权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与日益受到威胁的特权地位，较之往日更加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这让等级间的对立与仇视更形深化。农民不满于向教会上缴“什一税”，向贵族缴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缴纳赋税、所得税、人头税等等税种。

同时还要应付各种物价飞涨带来的破产危机，工匠不满于工资的涨幅，更不满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总会出现的失业威胁；而商人则不满于前两个等级对各种优先权力的垄断，更加受不了相伴而来的歧视。社会矛盾的渐趋激化，不只在于表面化的仇视不断增大，还使精神上的怨恨愈发严重。

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旗手们对封建制度的口诛笔伐和群众中的流行文化都体现出对上层社会的极度憎恶。而特权等级内部在旧制度的危机中也表现出了不可弥合的间隙，王权试图通过强化自身来维系特权等级整体统治的同时，也在侵涉前两个等级传统的权力范围。

尤其是贵族等级，王权加重的趋势，正在用官僚制度代替他们的作用，而官僚制度带来的对国王俯首帖耳的新法则，则因为与贵族习惯的旧传统格格不入而备受他们的敌视。王权的横向发展与旧制度危机的纵向深入，让法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不和谐的共振，社会内部的对立，同时加重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痛苦体验。

这一时期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大量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些作品要么就是慷慨指斥旧制度的弊端，要么就是显露悲凉的彷徨情怀，而充满淫猥庸俗内容的烂俗作品则更是多不胜数用托克维尔的话来形容这一景象就是，那是个“如此相似的”法国人“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的时期。

旧军队由于是王朝战争的工具，因此具有浓重的封建特征。在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前，近代欧陆战争属于王朝战争的范畴。王朝战争的发动往往源于王权继承或王权争霸引发的纠纷，各场战争的组织者和获益者均是以国王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贵族，一般民众与战争距离较远。

士兵主要由雇佣兵和名为征兵制的抓兵队强征来的底层无产赤贫者两部分构成。这部分赤贫者甚至不是仅剩劳动力的贫农或农奴，而往往是流民、无赖、捕获的盗匪等，“一般来说是一个国家中，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被遗弃者”。

更有甚者，像普鲁士的军队就是从其他国家绑架来的。这些兵源的素质奇差，根本不可能带来作战表现的优异。而且旧军队对士兵的态度也十分恶劣，军饷拖欠，食物劣质、体罚严重，服役期长都造成了士兵生活水平的低下。

对于旧军队而言，在有有限战争的背景下，防范士兵逃亡，用严酷的纪律维持部队的运转，是比消灭敌军更日常也更重要的工作。军官统一由贵族担任，普通士兵与军官职位无缘，军官晋升不靠军功，而依赖社会关系和贿买。

军官与士兵之间唯一纽带就是棍棒纪律，士兵生活的备受压抑，让旧军队很难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这也与有限战争的形态相适应。事实上，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部队里已经成立了林林总总的士兵社团，这些社团有秘密会社的性质，士兵在社团里宣泄自己对军队和军官的不满，宣扬平等的精神。

这种入社的习惯在革命爆发以后，很自然地过渡为参加政治俱乐部的习惯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废除了旧制度的封建压迫和等级特权。《人权宣言》宣布，法国国民拥有公民权利自由平等，国家主权的来源与寄托均是法国公民”。革命让法兰西民族有机会浴火重生为返璞归真崇尚道德的、区别于蒙昧时代的旧人的“新人”。

思想建军工作的组织与开展

矢志于对法兰西民族进行彻底全面教化的雅各宾政府极端重视对军队的共和教育，将这项思想工作视为能够极大提高部队军事战斗力的极端重要的事业来推行。对军队的改造首先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在于雅各宾以保卫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对志愿兵役制的改造，确立了全民皆兵的普遍义务兵役制。

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全民皆兵的法令，革命政府通过确立全民兵制来捍卫确立了“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同时也是一切权力的执行者”的共和元年宪法，在雅各宾派看来，这一使命是全体法兰西民族所共同肩负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所有民众必须为它竭诚尽忠。像这样的一个法令的能够实际实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革命是多么深入人心，如果没有新的理念作为支撑，法国是无法组建起14个军，120万规模的军队的。

有了足够的兵力接下来航是如何对它进行改造。雅各宾时期举国上下都成为一座巨大的兵营，青年开赴前线，有家室的人制造武器、运送军需，妇女制作营帐被服或做医务工作，儿童也要改制绷带，老人们要负责给战士们打气，宣传对国王的仇视和对共和国一致的拥护。

事实上，雅各宾深受启蒙运动中具有浪漫色彩的共和民主思想的影响，认定“军事教育是自由人的基本教育”，因而认定为了实施社会的普遍教化，让国家进入战时轨道，让共和国的所有居民都进入战争状态是革命天然具备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所以对社会公民进行革命洗礼、荡涤其中残存的旧社会残渣的思想建设工作，是雅各宾政府除了救国限价和反击入侵势力之外的另一件不遗余力进行的重要事业。”为此，革命政府还专门在共和三年宪法中为公民设置了道德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之所欲，常施于人。”

每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即在于保卫和服务社会，在法律的原则下生活。每个公民都要是好儿子、好父亲、好兄弟、好朋友、好夫妻。如果不是明确地、严格地遵守法律，即不是好人。不是明显地违反法律，但以欺骗或狡诈逃避法律，违反公众的利益，这样的人不值得关照尊重。雅各宾在报纸刊物、戏剧、音乐、雕塑、建筑、公民教育等方面都注重突出其服务革命的作用，雅各宾在法国社会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氛围，使群众沉漫其中接受感染和改造。

而在地方和军队，雅各宾则通过派出革命立场坚定可靠的特派员来进行教育或整肃，这些为弥补中央权力在地方上执行革命法令时忍有鞭长莫及之虞而仔细避选过了的“居间权威”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特派员致力于在军中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持续不断地用小册子、歌曲、节日、活动等把革命的价值观输入给士兵。

每一个士兵在入伍时都有为他们设计准备的仪式，在仪式上，负责人会进行声泪俱下的鼓舞演说，并要求每一名新兵聚集在象征共和国的三色旗之下。他们在行进时被要求高唱马赛曲。集体性的具有明确象征意味的行动、死者的牺牲与生者的光荣等，这些有意为之的行为让每一个士兵都易于认可并融入拯救祖国的事业中。

事实证明雅各宾的思想建设工作是很有成效的，这从那时服役士兵给家里寄发的信件中即可看出：一个散工工人的儿子在给母亲寄的信中就说，“当祖国命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就应当像赴宴那样奔赴效命，我们的生命、财产与才能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切都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祖国。

我知道你和一些亲邻还没有这种情怀，你们还没有听到祖国的呼喊，但我是在良知与自由中长大的，我不幸生于君主专制下，但我的灵魂却注定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爱祖国，爱自由永远与我的心同在。”

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雅各宾和特派员们们还在会对违反共和精神的人进行无情的剪除工作，他们清洗军中一切敢于与革命相悖的人员，并在叛乱骚动的省份直接带军进行镇压扑灭。

这种镇压带有浓重的恐怖色彩，如南特特派员卡里耶就说，“如果法兰西不按我们的方式再生，我们就把她变成一座坟墓”，之后他就在驻地滥施恐怖随意处决犯人，并发明了一种把“犯人”集体装入船只再在河中抽去舱板的“沉潮制”。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波尔多、普罗旺斯、土伦等地都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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