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50后
第三十一章 学校官场 毁誉参半
学校于1980年成立团委,周平校长让我负责首届团委工作,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清凉寺已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于是大概在1984年左右整体搬迁到了常州西郊。那时在校学生已在短时间内扩大到四个专业一千多人。为了便于管理,学生成立了学生科,就相当于大学的学工处,负责招生分配和日常管理。可以这么说,学校工作一是课堂教学,二是日常管理,而管理的任务学生科承担了绝大部分,婆婆妈妈,吃喝拉撒,奖惩处罚,招生分配,样样要管,我担任学生科副科长不久便由副转正。三十出头,正科级,似乎还不错,一直做到1992年初离职。
实事求是说,无论是团委工作还是开始做学生科工作,一开始我还是颇有点雄心壮志的,而且确实很辛苦地做了好多年,每天早晨六点前起床到宿舍赶学生起床出操,出完操督促他们排队买早饭,等他们吃了早饭我才回家吃。早饭碗一丢立即赶到办公室处理事情。每周要开班主任会议,每周三下午政治学习我要在大礼堂作所谓报告,晚饭后要督促他们上晚自习,下了晚自习督促他们休息,等所有房间关灯后才回家,天天如此,加上平时的各种考核检查一个接一个,家里的事几乎一点也做不到。我儿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我一次家长会没参加,一个班主任也不认识,全是我老太在操劳。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不起家庭。但那时年轻,总想好好工作,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但随着学校领导班子的不断调整,我在学生管理方面与校领导之间时有想法不一致的地方,因为我是从农村来,心比较软,始终记得列宁的名言:“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而周平先生的继任者们大都主张对学生严格管理,对犯错违规的学生以处罚。争归争,吵归吵,领导的意见不得不执行,于是对抽烟的,旷课的,恋爱的,打架的,当面批评,行政处罚,有的还要通知家长等等,看看学生又可怜,想想家长求情又难过,但领导那里又通不过,我常常处于两难之间。
比如对个别身体有病的学生,领导要求退休休学,比如对报了高中后再来读中专的一律要辞退等,我觉得这实在有点残酷。要知道八十年代能读一个中专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我老实交待,在我任期内,曾有多名学生因报了高中没上却来上中专被我私下留下来,领导让我根据人民来信去家访,我自己当年就深吃人民来信的苦,所以回来汇报时我一律向有利于学生方面说,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在省级机关市级工作,很是有出息,有的已经是厅级领导,有的现在是技术骨干。如果当年把他们退学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又会是如何。
记得有次与校长助理范先生当着校长面争论,我们俩都拍了桌子,他大怒,我亦大怒道:“从今往后,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后来我到报社工作,每次见面,他总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被他说笑了几十年,好在我们都是为工作,没记仇,我仍然请他吃饭,他总是一边吃一边大嗓门嚷:“姚庚荣,今天有你没我,你为什么又请我吃饭”,我们一笑。有位女同学是班上团支部书记,在临近毕业时谈恋爱了,凭她的成绩和表现,足可以进省级机关的,可这事被领导知道了,一定要处分。离毕业已经很近,处分了是不能撤消的,肯定会影响她的人生,我不赞成,但领导那里无回旋余地,最后被记过,分配时只能回县里直接到工厂,我在后来几十年中一直关注她,但一直没有勇气与她联系,总觉得对不起她,好在她回到县里后工作十分优秀,早已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我在这里暗暗地祝福她。
任学生科长多年后,我反复评估自己的能力和脾气,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至少有三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从农村来,从社会最基层来,看不得受苦的人,学生有什么事,家长一抺泪,我的原则就没有了。二是不强硬,缺乏铁腕手段,处理事情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杀气。三是不会拍马屁。其实无论什么领导,无论他在台上讲得多漂亮,几乎都喜欢听话的,溜须的,与领导一致的,甚至能在私下里为领导做点私活的,比如扛扛煤气罐啊,倒倒马桶啊,上上医院啊,挡挡酒水说说谎啊。我不行,绝对有个性的不行。所以我觉得我在官场上这条路走不长,于是从八十年代未开始就有了想不干的想法,觉得还是写文章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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