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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处世为人的方法：对宋书恩影响很大。老四沉稳道慎，不事张扬，有主见，无论什么事情，总是做在前边、说在后边。

　　宋书恩从老四的身上看到，话越少的人，说的话越有分量，而且更有威信：而不事张扬，表现出来的则是示弱，这样会让很多人忽视他，从而减少树敌和被嫉妒的概率，建立很好的人缘。

　　到企业之初，宋书恩有时候会沉不住气，甚至还会冲动，但比起同龄人，他显得成熟多了。而且，随着阅历和见识的增加，他的成长异常迅速。

　　宋书恩进厂在会上第一次针对职工行为规范的发言，会后被吴金春找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他很严肃地说：“书恩啊，作为办公室主任，应该跟厂长保持高度一致，特别在会上，不敢乱发言。”

　　宋书恩这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表态：“我不懂事，今后一定改，坚决做到不乱说话，请吴厂长放心。

　　但是，年轻人的冒失与急躁，还是让宋书恩又犯过几次同样的错误，比如处理问题时急于表态、说话不留退路等。

　　一次，仓库保管员跟保卫科反映，放在仓库门口价值四五干元的近两吨白板纸边料（整开的纸张裁过后剩下的还可以做小规格产品的边料）在夜间失踪了。当保卫科长找到宋书恩商量的时候，他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表示要一查到底，一旦查出来是谁干的，没二话，除名走人，绝不手软。接下来他与保卫科长展开调查，很快就在生产办公室的一个杂物储藏室找到了物品的下落—这说明，这件事有车间中层以上领导参与，不然不会有储藏室的钥匙。最后的结果不出所料，是两个生产车间主任所为，一个还是厂长的内弟。两个人把这些边料藏起来，准备趁机会倒出去卖掉。

　　查清后，宋书恩与保卫科长跟厂长汇报。他义愤填膺地说：“厂长，这件事性质太严重了，必须严肃处理，最少得开除。”

　　初来乍到的宋书恩还不知道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保卫科长偷偷地给他使眼色，又偷偷拉他，他说得正兴奋，什么也不顾。

　　吴金春听他说完，先表扬道：“你们干得很好，这样的事情就得查清，不然不知道厂里有多少东西流失呢。”

　　吴金春扔给宋书恩一支烟，又淡淡地说：“书恩哪，你先别急着表态。要沉得住气，学会处乱不惊。怎么处理，等开班子会研究研究再定吧。”，宋书恩马上意识到自己又太急躁了。在他看来，车间主任监守自盗，哪怕是厂长夫人的亲弟弟，都应该开除，不然还怎么管理别人？事情的复杂性等更深层次的东西，他没有考虑，他还缺少人情世故的经验。

　　研究处理两个车间主任偷盗事件的班子会上，宋书恩接受教训，沉默不言，始终在听其他人的意见。说来说去，都是围绕着罚款，没有哪个人提出来除名。最后，吴金春做了总结性讲话：“这两位同志，作为车间主任，干出这样的事，实在可恼，严肃处理是一定的。综合大家的意见，我建议，每人罚款一千元，公开警告批评，年底奖金降一半。小宋，你把这个处理意见写个公告贴到厂区，再发个处理文件给财务上。”

　　宋书恩心里不免有点儿失望，费了好大的劲查清了，处理起来却这么轻描淡写。

　　后来他看见那两个车间主任被吴金春叫到办公室，祖宗八辈地一顿臭骂。吴金春暴跳如雷，只差没有动手了。两个人乖乖地站在那里挨骂，低着头，含着胸，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情绪。

　　事后，吴金春告诉宋书恩：“书恩啊，大家都不容易，都是从最苦的时候跟着我于过来的，哪能一句话就让走人啊？这处理不工违纪，把握一个原则，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批评要重，处理要留余地，不能一棍子打死，把事情做绝。”宋书恩关于对两个车间主任除名的说法，到底还是传到了他们耳朵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对宋书恩都心怀不满，见了面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还欺负他不懂技术，在他去车间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故意出他的丑。

　　因为工作得罪人是不值的。宋书恩这样想。但是，工作中不得罪人也很难做到。如何做到既不得罪人，又不影响工作，这成了他工作中追求的目标。宋书恩非常清楚，在厂里只有吴金春说了算。别看车间那帮子车间主任、班长见了面说话很客气，他们都是琉璃头，连几个副厂长都不放在眼里，更不会在乎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关键时候根本不尿他那一套。宋书恩不会跟这群势利鬼一般见识，有机会了一起吃吃喝喝，给谁弄瓶酒送盒烟，与他们友好相处。他也明白，'用得着人靠前，用不着人靠后，这是老辈人总结出来的交际谚语。自己既不管钱又不管人，除了吃喝上能给点儿小恩小惠，给他们加不了工资提不了官（尽管企业的官摆不到桌面上)，没人买账是自然的。

　　慢慢地了解了厂里的情况，宋书恩才知道什么叫乡镇企业。除了几个创业的厂领导之间没有亲戚关系，其余的中层管理者及一线工人，几乎都与几个厂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不然就是跟县领导、镇领导有关系。本来他进厂之前没有关系，现在他成了厂长的妹夫，也扯上了裙带关系。家哪个生衡会，沙阴市委、市政府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出了“百村千万工程”，口号是“百村创千万（年产值），乡乡超亿元（产值），增速超四十（年增速超40%），五年翻三番”。彩印厂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支持、银行贷款、税收等方面都有优惠政策。一九九○年，沙源县城关彩印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上千万的大厂，厂名也改为沙阴市美华彩印厂。在这个过程中，宋书恩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他刚结婚，吴金春就让他糊里糊涂地入了党。成了共产党员，宋书恩并不兴奋。他尽管从小读了不少革命书籍，但并没有要当共产党员的理想，感觉自己离共产党员太远了。再者，入党对他来说太简单了，吴金春对他说，镇党委要让厂里成立党支部，可厂里只有他自己一个党员，得突击发展一批。于是，宋书恩和三个副厂长、供应科长、销售科长、两个车间主任一起写入党申请书、填志愿书，镇直银企党支部突击搞外调，他们不知不觉就算预备党员了。这中间，甚至连入党宣誓都省略了。转正也悄无声息，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每个预备党员交了一份转正申请，就算转正了。宋书恩成为正式党员好久，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心想，入党原来这么简单。

　　彩印厂一下子有了九名党员，成立党支部理所当然。吴金春委托宋书恩找了几次镇党委的组织委员，一起吃了几次饭，写了个申请，很快就批准了。吴金春当然是支部书记，宋书恩被指定为组织委员，一个副厂长任纪检委员。吴金春让装饰部做了一个跟厂牌一样大的木牌，上边用红油漆赫然写着：中国共产党沙阴市美华彩印厂支部委员会。吴金春的名片上也加了一个职务：中共沙阴市美华彩印厂支部委员会书记。

　　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宋书恩住上了独院的两层洋楼，出入有小轿车，衣食住行花钱都能报销，可谓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

　　这时候，宋书恩的职务仍然是办公室主任，但不知不觉中他成了班子成员，享受“副厂级”待遇，拿到了六百元的月薪。他知道，这跟他是厂长的妹夫有着密切的联系。调工资前，吴金春对他说：“书恩，既然做了组织委员，就该享受副厂级待遇了，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先不变，工资给你调上去，也不下文件了，免得有人心里不舒服，说闲话。”

　　宋书恩当然无话可说，他根本就没想过这档子事。他感激地说：“大哥，你对我照顾得够多了，怎么样我都没意见。”

　　企业大了，杂事更多了。厂里建起了招待楼，来客吃饭、住宿都在厂内解决。宋书恩被吴金春指派兼任招待所所长。说起来是个厂内招待所，看起来可够气派，

　　一栋双面五层楼，每层就有四十多个房间。一层和二层是厨房、工作人员住室、餐厅，三层和四层是客房，五层是歌舞厅、棋牌室、音像厅。一。招服务员的时候，宋书恩拟了一个计划，准备到县电视台打个广告，好好选拔一下。跟吴金春一汇报，吴金春却笑了，他说：“你以为咱这是五星酒店啊，服务员哪用得着这么挑剔。晚上开个班子会，加上中层干部，谁有亲戚，得是女的，愿意干了就报名。也算给大家办件好事。”。

　　“年龄是不是得限制一下？”

　　吴金春想了想，右手拍了一下桌子，说：“不超过五十岁就中。”看着站在面前的二十名年龄不一的服务员，宋书恩自己都禁不住想笑，他想到了几个词：大小不一，高低不一，美丑不一，胖瘦不一。年龄小的，真小，十五六岁；年龄大的，够大，四十七八。高个子的，有一米七；矮个子的，不足一米五。胖的，虎背熊腰，丰胸肥臀；瘦的，骨瘦如柴，形如豆芽。好看的，身材、脸盘堪称一流；丑的，身材像水桶，皮肤又黑又粗糙，五官活似烧伤过。几个年龄大的，手还特别糙，又不是冬天，皮肤竟像皲裂一样，纹路特别粗，里边还黑乎乎的，好像刚修过柴油机的拖拉机手。

　　靠这样一群服务员，创一流服务水平，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宋书恩这样想着，嘴上却言不由衷：“同志们，从今往后，我们就是美华彩印厂招待所的一名服务员了，就要为美华的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了。在这里，我代表吴厂长，给大家提几点要求。一是要高标准严要求，按照县宾馆的水平来服务，态度温和，随叫随到，不急不躁；二是以所为家，勤劳踏实，不怕苦不怕累；三是注意形象，穿戴大方得体，搞好个人卫生…”

　　宋书恩站在招待所的楼下给服务员讲话的时候，过往的工人与群众如看玩把戏一样兴奋。宋书恩一边讲话，一边听着群众评价服务员的私语：那个黑胖的老婆穿上工作服，像个玩猴的小丑，她不把客人吓跑啊？那个虎背熊腰的是李厂长他媳妇，说话跟打雷一样，她咋也当服务员了？还是郝厂长他侄女好看，不高不低的，那脸儿跟电影明星一样…

　　对服务员队伍，宋书恩肯定是不满意。但他知道，这是厂里的大气候，他需要与吴金春厂长保持高度一致。

　　企业的生活，在宋书恩的记忆里除了喝酒应酬（陪客人吃饭是家常便饭，后来时兴跳舞唱歌、洗澡按摩，他陪一些重要客人出入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房也是常事)，很多往事都烟消云散，而有一些细节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很多时候他都不齿于提及在企业的那个时段，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他避不开，而且越不愿意想起，大脑里越是闪现某些片段，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

　　当他一步步成熟起来之后，公关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企业的公关很简单，说透了就是请客送礼。宋书恩在吴金春手把手地调教下入门历练，最终成为一个可谓攻无不克的公关好手。

　　宋书恩第一次给人送钱，是一个银行的副行长。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了那位丁副行长的家里，好不容易敲开门，坐了好大一会儿才硬着头皮把钱拿出来，然后红着脸拉开门就走。他没有预料到的一幕发生了：他一出门，后边就跟着搞了一个“天女散花”，一共五千元的百元钞票树叶一样从三楼飘到一楼，接着是关门的沉闷撞击声。

　　他的脸一阵阵发烧，眼睛里也有泪水涌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耻辱涌上心头。为了给单位办事，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落叶一样被踩在脚下。但他不能就这样缩回去，还得往前走一他很清楚，如果今天的钱送不出去，第二天到办公室的贷款手续就签不了字。他不能耍性子，不能顾及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而是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厂长交办的任务。

　　好在这时候楼道里没有一个人。他一张一张检起地上散落的钞票的时候，脑海里再次无数遍闪现出那只白狐的眼睛。那眼晴静静地注视着他，让他受辱的心稳下来。等到他把钞票全部捡起来，又成为整齐的一沓，他已经平静下来，刚刚冒出来的给厂长打电话的念头被压了回去。他踏着楼梯一步一步爬上三楼，再次敲响那扇门。

　　宋书恩的手刚刚敲出一点儿声响，里边就扔出来一句话：“走吧你，别在这儿烦我！”他低声下气地对着门说：“丁行长，你开开门吧，你要不开门我把东西别门把手上就走了。”

　　这句话起了作用，门吱呀一声开了。宋书恩把钱放到茶几上，说：“丁行长您不能为难我，吴厂长让我来，我得完成任务，不然回去吴厂长会把我炒了，我先把这东西放这儿，您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这我就不为难了，您得帮我啊。”丁副行长马上给吴厂长打电话，说：“吴老板，你让宋主任来送这东西是不对的，不行，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他在这儿磨磨叽叽，非要放这儿，那就先放这儿，回头你一定得拿走。”

　　宋书恩很感激地把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出了门兔子一样跑起来，生怕人家再改变主意追上来。他坐在车上松了口气，对司机说：“日他娘，走，咱去洗澡。”

　　过后，他才如梦初醒，那位丁副行长并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放心他，故意作秀给他看，也给自己留了退路。

　　再不正常的事情，习以为常了，就变得正常了。宋书恩给人送钱送东西，慢慢地，就像穿衣吃饭一样熟练，不再不安，不再有耻辱感，当然也就不再痛苦。一年四季，不算中秋节、春节正常的打点，请人吃饭、给人送礼成了他的主要功课。

　　表面上看，工厂是搞生产的，厂里的人一般不会被看作商人。但说到底，工厂里还是有“商”的，车间的工人不是商人，会计保管不是商人，但厂长是商人，管供销的副厂长也是商人，业务员也是商人。宋书恩算不算商人，他自己也说不清。说他是商人吧，他不管生意，只管厂里公关和“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说他不是商人吧，他做的工作也算是“交易”，也可以给厂里带来经济利益。量宋书恩学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但现实中，他看到更多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彩印厂虽然是县里的名头企业、利税大户，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向上层建筑领域低头的。比如公检法司，这些部门似乎跟企业关系不大，联系不多。但事实上，厂里经常与他们发生关系，还要讨好他们。讨好是需要成本的，厂里经常不声不响地给他们送支票或现金、物资。

　　因为直接经手，宋书恩有机会认识和结交方方面面的人，无论到了哪个部门，对他都很客气，也很热情。他清楚，他拿厂里的成本在办厂里的事情的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人脉资源。

　　如吴金春所说，关系也是生产力，开发领导和社会各部门，也是开发生产力，有时候比搞技术改造带来的经济效益还要高。

　　宋书恩是美华彩印厂开发“特别生产力”的主要人物之一（最主要的人物当然是吴金春)，很多时候，他在县里活动的频率还要高于吴金春。当然，宋书恩打交道的，相对应的也都是部门副职、办公室主任、股长之类。如遇部门一号，或县级高层，必有吴金春出面，他则由主角退到配角，给领导们搞好服务。宋书恩的服务是无微不至的，他有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边有包括书记、县长、分管副县长及各局委一把手家庭住址、生日、饮食习惯、爱好等记录。这些领导一出现，宋书恩就会滴水不漏地安排各种程序。比如工商局局长，他笔记本上这样记录：“住址：解放路煤场巷76号。生日：农历六月初三。饮食习惯：必点菜猪嘴、猪蹄或煮羊肉(必有醋、大蒜)，喝简装汾酒（酒具小碗或茶杯，忌小牛眼盅）。主食：沫糊或玉米糊涂面条配油饼。习惯：午饭后洗澡，洗后按摩捏脚（修脚）。附：吃饭一般不带随员、司机，须安排车接送…”

　　阎王爷好说，小鬼小判难缠，这大约是说领导好对付，具体的办事人员难办。宋书恩在实践中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谚语的深刻。他经常感叹，真是个有点儿权力能办事的人就是路神，你敢不烧香立马捏你头疼。园业，人量附周这话一点儿不假。有一年中秋节前几天，厂里正在给职工发福利，来了一个面包车，说是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企业股的，过节了来厂里看看。之前，厂里跟这个局也没打过什么交道，宋书恩不认识他们。他们其中一个带头的说得很明白，过节了，局领导都喜欢城关的驴肉，看能不能弄点儿。

　　宋书恩正忙着，就打发他们先走，说回头把驴肉送去。过后，他却把这事忘了。这下子就有麻烦了，面包车一连好几次到厂里“检查”工作，今天是这个酒盒手续不全，明天说那个商标材料不够，连续开丁几次罚款单。彩印厂也不是好捏的，罚款单肯定是不会兑现的，但“运动”还是要有的，通过县政府办，宋书恩把局长约出来，吴金春亲自作陪。与局领导结下了深情厚谊。但在与企业股沟通的时候，却费了很多周折。

　　那位股长不客气地对宋书恩说：“吴厂长不是跟局长关系好吗？但关系是关系，工作是工作，局长肯定不会说让我们不顾原则，这罚款通知还是他签的。”宋书恩只好不断地跟他们沟通。沟通的平台当然是酒局，还有成件的软包装驴肉。一算账，除了驴肉没逃掉，又多赔进去好几桌酒席，外加若干点头哈腰及笑脸。爷爷的那句“用得着人家咱是孙子”，让他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了这次教训，宋书恩就是把自己姓啥忘了，也不敢把此类事情忘了。宋书恩替吴金春操心照顾着方方面面的关系，天天身陷其中，人真正成了厂里的人，特别是肩上的担子重了之后，不光很少回家吃饭，更顾不上与老婆浪漫、与孩子亲密，吴金玲满腹牢骚，甚至怀疑他在外边有人，还把官司打到了吴金春家里。

　　吴金春表态：“书恩全是为了厂里，金玲不能胡搅蛮缠，要顾大局。”

　　宋书恩的内心，一直有一个“身份”的概念，而且，他对这个身份看得很重。他走进学校当上代课教师的时候，即使是“临时代教”，在他心里也是非常认可的，不管有没有编制，是不是正式的，三尺讲台是实在的，学生是实在的，教书育人是实在的。当他来到企业之后，身份虽然有点儿不明朗，但薪水是实在的，出头露面是实在的，在社会上所受的尊重是实在的。又春金具，半号身份的不确定，加上家庭的贫困与苦难，让宋书恩时时处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中。渴望改变生活状况，改变自己的身份，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念，让他的内心经受了很多扭曲。

　　他最在乎的，其实是户口、学历和正式工。那也是那个时代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尺度。

　　他与吴金玲结婚不久，把户口迁到了城关镇吴庄村，就是吴金玲家，但仍是农村户口。迁户口的时候，爹说：“书恩，你这不算倒插门吧？”

　　宋书恩说：“不改姓不改名的，哪是倒插门啊？把户口迁过去，有机会农转非，变成商品粮户口，要不我才懒得迁呢。”

　　爹的脸舒展开，笑笑说：“啥时候能混个商品粮户口，你也不算亏了。”拿到大专文凭，应该是他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有了这个学历证书，困扰他的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当他从教育局拿到那个大红色的硬本本的时候，在大街上哭成一个泪人。他流着泪去找老四喝酒。

　　老四已经调到县文化馆做专职创作员了。一九八七年，为了解决部分为县里赢得荣誉的笔杆子，县里出台了一个“闲散科技人员转干”政策，农转非、转干、安排工作一步到位。老四到了县文化馆创作室，更努力地创作，他的中短篇小说连续两次上了省文联的《中北文学》杂志，名声越来越大。虽然老四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老婆孩子在农村，他自己在县城过的还是很不规律的独身生活。

　　宋书恩对老四说：“我终于也成为一个大专毕业生了，本来我可以很顺利地拿到本科毕业证，却费了这么多周折才弄了一个大专。”

　　这已经是一九九○年的初夏了，他的女儿宋省玉已经一岁多了。本来他可以更早一些拿到毕业证，因为恋爱、结婚影响了学习，他挂过几次红灯。而吴金玲干脆放弃了自考，把心思放在了家和女儿身上。

　　吴金春也为自己的妹夫拿到大专文凭而高兴，把班子成员都请到一起摆了一桌酒席，为厂里这个唯一的大专生庆贺。

　　没过半年，吴金春又活动了一下，让宋书恩花几千块钱买了个商品粮户口，很自然地解决了转干问题。

　　办各种手续的时候，宋书恩享受到了人脉给他带来的方便。到公安局办户口，虽然吴金春跟局长打了招呼，但具体办还得有个过程，请客吃饭什么的。宋书恩却没费一点儿周折，他让办公室主任领着去找户政科科长，手续简化到极致，十分钟搞定。

　　办转干手续时，镇党委、人事局一路绿灯，出乎寻常地顺利。宋书恐办完转干手续的当天，在黑夜里跑到野外，坐在地上望着北方天上的星星，低声向亲人们倾诉：“爹，书恩给你的承诺实现了，总算干出点成色，虽然还不是个什么官，但也算是个千部了。娘，你在天堂看得见我吗？书恩已经长大成人，虽然走了弯路，现在总算又回到正道上了。大哥，你为兄弟高兴吧，书恩现在转干了，实现了我们宋家多年来的愿望。二哥，你会找到一个好媳妇，要是找不到，从南方买也得给你弄个媳妇。小四，三哥几乎没有管过你，你马上也该上高中了，一定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不能像我一样.”

　　那天晚上，宋书恩在野外待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不知不觉来到当初的建筑工地上，这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厂房。他很想念那只白狐，他无法走进当初厨房的地方，就坐在大门外，久久地看着黑暗的沙丘，期望那只白狐的出现。但它除了走进过他的梦里，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眼前过。下章更精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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